明朝（1368-1644）是一个商业扩张、文化革新的时代，它因此也形成了延续至今天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这本卓尔不群的著作中，一位杰出的中国史研究学者重新省视了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与之前学术界总是强调国家具有强大的支配力不同，作者认为，正是社会领域内对商业关系、社会网络中发生的巨大变化所作的极端反应，才导出了明朝稳定而动态的国家体制。这本充满想象力的学术反思之作，相信能使那些对中国发展感兴趣的学者及青年们有所获益。 国家在明代的发展是超前的，而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中世纪晚期欧洲的国家形成却是断断续续的、不平衡的；中国与欧洲绝对主义国家形成的特征，要求我们有一种相对的观点，因为即使过程也会有所不同；中国国家超前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社会力量限制国家发展为绝对权威的顽强的能力，然而这种能力却没能建立起能够迫使国家重新协定其权威的社团结构。 ——卜正民

倭寇是以东亚沿海各地为舞台的海民集团的一大运动，其构成人员不只是日本人，也包含有朝鲜人、中国人、欧洲人。倭寇的活动内容包括掠夺行动，残暴行为、贸易活动，文化交流等等要素，展现出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活动场面。毫无疑问，在他们的活动中充满着野心与阴谋，寄托着海上男儿的梦想与哀愁。但是我既不认为倭寇的世界是浪漫的世界，也不能赞同认为倭寇是日本人辉煌的海外发展这一常识性的见解。本书的想法是与其说是论述倭寇的功罪，莫如说是从尽可能高的观点来考察倭寇的活动，在东亚国际社会的背景中立体地刻画倭寇的本来面目。 ——田中健夫

《南明史》一百二十卷，乃纪传体历史书，分本纪、志、表、列传等四部分。纪事自崇祯十七年五月至永历三十七年止，其数十年间，虽偏隅一方，苟延残喘，然而人事错综，琐碎芜杂，千头万绪，历代治南明史者皆感其难，究其脉络，盖非易事；而钱海岳先生毕四十余年之精力，参阅3400余种图书文献，钩稽爬梳，细为条理，大凡政治、经济、人物、战争等等，事无巨细，一概收入，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钱海岳（1901—1968），江苏无锡人，从20世纪20年代便开始编纂南明史料，40年代完成了百卷《南明史稿》的初稿。中华书局图书馆收藏的，就是柳亚子先生依照这个初稿抄录的。此后，钱海岳对初稿又进行了增删，增至120卷。1968年“文革”期间钱海岳遭受迫害而死，《南明史稿》也不知下落。钱海岳在生前是否将120卷本《南明史稿》完成，便成了一个谜。1971年，顾颉刚在《整理国史计划书》中提到该书时推测，它或许存于无锡或南京。钱海岳的后人也在四处寻访这部书稿的下落，竟奇迹般地发现了《南明史稿》的前96卷定稿和后24卷草稿，恰为120卷。遗憾的是，与前96卷的工整楷书相比，后24卷字迹潦草不堪，其中很多是用作者自己才看懂的字体写成的，文中夹杂的很多小条亦不知如何续接。尽管如此，由于钱海岳生前收藏装满一整卡车的南明史料在“文革”中被付之一炬，这部350万字的手稿中引用的3400余种史料，有些仅由这部《南明史稿》而得以保存，仅此便具有很高的价值。然而，由于点校方面的原因，该书始终未能出版。

《乾隆十三年》所述即其第一个阶段，乾隆朝前十三年的历史。当时朝廷如何感受若干现代问题（如人口问题），提出跨时代有创意的发展政策（与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一脉相承），如何作出欧洲式的“现代反应”（如加强政府），以及打算“回向三代”，做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都是《乾隆十三年》的重要内容。但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尤其是乾隆初年曾有预言“十三年必有拂意之事”，果然这一年就发生了许多不尽人意之事，从家庭到朝廷，从财政到经济，从政治到战争，也连带引发了政策的全面“收敛”，好像许多事都做错了，俨然成了一个失败的记录。检讨这些，也是《乾隆十三年》的内容之一。可以说，它为大家展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乾隆。

《明清社會史論》已被譽為明清史專家、中央研究院院士 何炳棣最重要的經典鉅著！ 二十世紀五、六〇年代，何炳棣致力於明、清兩朝帝制中國的人口問題、社會結構及階層間的上下流動，《明清社會史論》即是他探索明、清五百多年間中國社會組成及階層流動的歷史鉅作。 作者何炳棣是第一位大量運用近百種明清兩代的進士登科錄，進士三代履歷，進士同年齒錄和晚清若干舉人和特種貢生的三代履歷等鮮為人注意的科舉史料的學者。這批量化的統計資料構成了《明清社會史論》的經線，有系統地呈現明清兩代間，初階、中階和高階舉業所造成的社會流動。何炳棣分析了進士及舉貢共約四萬個案例，發現這些人祖上三代為布衣出身的比例很高，甚至高達百分之四十以上，因此他認為明清時期中國具有高度的社會流動性，遠遠超過英國十八世紀的情形。 另一方面，何炳棣在《明清社會史論》一書裡運用大量的史料，如政府律令、方志、傳記、家譜、社會小說和觀察當代社會與家庭事務的著作等，構成了本書研究的緯線。《明清社會史論》探討了個人與家庭的地位轉移、社會流動的制度化和非制度化因素，以及某些社會概念與迷思。除了從明清科舉觀察社會流動外，何炳棣也討論了清代晚期所廣泛施行的捐納制度，如何使富與貴緊密結合，且影響力量趨強；造成平民向上流動機會大減。同時，何炳棣在書中不但處理向上流動，也討論向下流動及其導因，《明清社會史論》亦有專章討論士農工商、軍民匠灶的橫向水平流動，並論及社會流動的地域差異。 《明清社會史論》討論明清社會流動，根據的樣本數量極多，被譽為討論科舉與社會流動最全面的一部經典鉅著。

新清史着重强调了清帝国与众不同的满洲元素及其独特性质，倾向于从边缘的观点审视清史。或从满洲及清的形成，八旗制度的内部结构及其作用等，来判定清朝有别于中原王朝的朝代特征；或把清朝置于内亚的空间，放大可汗体制对清朝的影响，但其否认满族的汉化过程，否认满汉双向互动中的民族融合与文明共生，显然难以让人信服。本书除了选辑国外新清史研究代表性论著，还汇集国内学术界的相关论述与评议，对前者的某些理论进行尖锐剖析，期待以此深化中国史尤其是清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