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是我国先秦的重要典籍，对研究我国先秦的历史和文化有极大价值。此书自东汉高诱为之作注以来，注释研究者代不乏人，但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一直未有集释校注的新版本。陈奇猷先生积四十余年之辛苦经营，于1984年纂成《吕 氏春秋校释》一书，其后，又以近20年精力进行补正，成此《吕氏春秋新校释》；不仅对以往的校释进行了大量补充，还对古人的论述作校正。比如，对司马迁《史记》周公封微子于宋一事重新作了考证，认为当是武王封之。其他如武王伐纣的年代等等多有新的观点与证据。

《先秦诸子繫年》内容有孔子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辨、孔子去鲁适卫考、蘧瑗史鳅考、孔子畏匡乃过蒲一事之误传与阳虎无涉辨、越句践元年考、孔子去卫适陈在鲁哀公二年卫灵公卒岁非鲁定公卒岁辨、孔子去卫适陈在卫灵公卒后非卒前辨、孔子过宋考等。

《战国策》三十三篇，刘向为之序，世久不传。治平初，始得钱墉颜氏印本，读之，爱其文辞之辨愽，而字句脱误，尤失其真。丁未歲，予在京师，因借馆阁诸公家藏数本参校之，蓋十正其六七。凡诸本之不载者，虽雜见于《史记》他书，然不敢輙为改易，仍从其旧，蓋慎之也。当战国之时，强者務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争于战腾攻取。馳说之士因得以其说取舍时君，其要皆主于利言之。合从连横，變诈百出，然自《春秋》之后，以迄于秦，二百余年，兴亡成败迹，粗见于是矣。

《〈吕氏春秋〉:兼容并蓄的杂家》以突出“兼容并蓄”这一思想、文化发展的规律。（初版的书名《杂家帝王学：（吕氏春秋>》是丛书编者建议采用的。）“兼容并蓄”虽然是思想文化发展的规律，但能否择优“兼容”却是十分重要的。比如：西汉初年的统治者，深刻吸取了秦王朝覆灭的教训，崇尚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政治思想和政治措施采取“霸王道杂之”，于是有了汉朝的盛世：文景之治。令人惊异的是，汉初崇尚的“黄老之学”，“霸王道杂之”与《吕氏春秋》的主张十分近似。《吕氏春秋》指出：“前者是事后总结得来，后者是事前预先规划，中间隔了一个秦王朝。秦王朝的产生和崩溃，是汉初黄老之学成为统治思想的契机，它雄辩地证明了《吕氏春秋》思想的卓越和预见的可贵。”同时，这也说明了“兼容并蓄”不能是简单地凑合，而是根据现实情况，选择、综合各派优秀思想，才能成为新的思想体系。

《先秦诸子十二讲》是“千年中国，智慧人生”系列讲座之一，是以时间为经线，以不同历史时期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人物为切入点，以各个历史人物所经历或创造的巨大历史事件或文化业绩为纬线，组织专题系列讲座，主要介绍了先秦诸子如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和庄子等人物的具体时代背景、生存状态、精神思想和生活细节情况等。

本书在掌握大量考古材料的基础上，将考古成果与历史理论和文献相结合，先以诸侯国为单位，分述东周与秦代各诸侯国的文物考古材料及有关历史问题，然后分类研究当时的青铜器、铁器、金银器、玉器、丝织品及制造技术、货币、玺印、简牍、帛书、帛画、文字等，全面勾勒处于巨大变革时期的东周和秦代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是一部材料与观点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俱佳的考古和文化史专著。本书自上世纪80年代首次出版，曾被译为英、日文出版、产生较大影响。新版吸收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东周与秦代考古方面的最新发现和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