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美国的自由主义、宪政主义和民主理论的产生和实践进行了严谨的学术探讨，并针对冷战后的现实情况，对以上三种政治学理论在当前的发展进行了评述。 第一章 互利 无意的后果 自发的协作是另一现象的基础，该现象在社会互动中极端重要但在许多对制度的解释中没有被充分领会。这就是无意后果问题，它最先被苏格兰启蒙哲学家亚当·弗格森所认识到，他曾谈及“集团组织的确是人类行动的结果，但不是任何人类设计的实施”。你从事你所做的，我从事我所做的，诸如此类，伴随的结果是在我们面前出现从来没有人预想过的模式化行为，无论是在更大的自发性社会里还是在轮廓分明的机构里。 我们无意中导致的后果有时候是有益的，比如在起初的行车惯例里；有时候则不是，比如在许多破坏性规范里，就像种族主义规范甚至可被认为使种族主义者境况更糟。有人或许会把经济分析中许多有关重大利益的外部性问题描述为无意的后果。污染的外部性是其中之一，它无意中伴随各种有意的良性行为（比如开车、为建筑供暖等等）而产生。但是，弗格森的兴趣所在是行为性后果，就像在规范和制度中所代表的那样，并且“无意的后果”这一术语现在成为仅仅用于此种后果的巧妙术语。 引起弗格森兴趣的无意后果之所以令人感兴趣，是因为产生它们的行为据推断必然是自我实施的——因为我们自发地协调我们自己去沿着产生那些后果的途径行动。最终，协调我们的宪法或政府部分地通过设计、部分地通过无意的发展或增长来达到这一点。当无意后果使我们偏离某一制度的表面设计时，原因可能仅仅在于该设计不是自我实施的，并因此而不稳定。故而，该制度在达到一个自我实施的结构或者模式之前，是非常易变的。这样，就可以明确地说，在无可置疑的意义上，该制度起初被错误设计，因为它显然不符合人们的实际动机。但是，当然并不能因此认为，仅仅因为我们在它之上进行协作，所以我们陷入的任何无意后果都是好的。我们可能为某一目的设计一项制度，并随之发现它产生了不仅是无意的而且是不寻常的后果。例如，英格兰经济中的重商主义组织带来了抑制经济生产力的乖张后果。

《论民主》这本书，从民主的起源、理想的民主、现实的民主、民主的条件和民主的前景等方面，为人们理解民主提供了一个指南。全书第一部分着重论述了民主的起源；第二部分重点论述了理想民主的状态，包括民主是什么、为什么需要民主以及政治平等的相关问题；第三部分着重介绍现实民主的状态，包括大型民主所需的政治制度，各种规模的民主，以及不同规模的民主所需的宪法、政党和选举制度；第四部分重点阐述了民主的有利和不利条件。

《民治政府》是美国畅销不衰的经典著作。该书全面介绍了美国的政府与政治情况，包括美国政治制度的思想基础、美国政治体制的架构、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与改进、美国政府的运行、美国主要的政治家、美国重要的政治事件等。

在当今世界，研究政治制度尤其是民主的政治制度，达尔是一个响亮的名字。本书是他的代表作。 在第一章里，达尔开宗明义，将公开争论（政体的自由化）和参与权（政体的包容性）视为民主化的两个基本尺度，并由此界定了四种极端的政体形式：封闭式霸权政体（低度自由化，低度包容性）、包容性霸权政体（低度自由化，高度包容性）、竞争性寡头政体（高度自由化，低度包容性）、多头政体（高度自由化，高度包容性）——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其实处在这四种政体之间的模糊区域。达尔用这样干净漂亮的术语，取代了早已内涵模糊的“民主”、“权威主义”等概念，大大增强了其论证的严密性。 达尔相信大多数读者会同意多头政体比其他形式的政体更可欲，问题在于，只有在政府和反对派都能获得高度相互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构筑通往多头政体的道路，这种相互安全保障的体制在人数较少、理念较为接近的精英中间比较可能发展（比如英国）；而在普选制和群众政治的条件下，要设计这种相互安全保障的体制是很困难的。这很有可能在政治变迁中导致一个令人遗憾的后果，遗留下很大一个分裂出来的和竞争性政治的合法性相对抗的公民团体——这种情况在当今世界并不鲜见。 达尔认为：“前工业化的乡村农业社会肯定不是天然就不适合竞争性政治或者甚至多头政治的。因为某些前工业化的乡村农业社会已经有过竞争性的政治制度——有时也确实令人惊奇地为包容性的多头政体提供了基础。”他指出发达的经济对多元社会秩序以及多头政体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但多头政体也特别容易受到极端不平等的损害，在一个已经实行公开争论制度的社会，极端不平等增加了竞争性政治被霸权政治取代的可能性。 然而达尔着墨最多的还是本书的第八章：“政治积极分子的信念”。在他看来，“正如任何试图说明不同国家政体变迁的理论都必须将诸如一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平等的性质和程度、亚文化分裂的程度等等这样一些因素视为主要的独立变量一样，这样的理论也必须——实事求是地——把政治积极分子信念和‘思想观念’作为一种主要的独立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