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片集》为周作人后期散文的代表。题材上延续之前怀人忆旧、名物风俗、草木虫鱼等主题，忆《语丝》成立因缘，蔡孑民、钱玄同等老友故事，谈希腊神话、南北点心，分析农历与渔历、避讳改姓，甚至蝙蝠和猫头鹰、乌鸦和鹦鹉这样的题目也能惬意谈来。但不再作长篇大论，也减少了对古文的大段抄引，仅以短章，娓娓道来，简洁明快，时有谐谈。一如其在八十自寿诗中所言：“剧怜独脚思山父，幻作青毡羡野狸。对话有时装鬼脸，谐谈犹喜撒胡荽。”

《周作人书信》除书信体散文外，并收录首次发表的私信七十七通，均为闲适自然之流露，体现了周作人当时的兴趣爱好：写字，搜书，集邮，说梦，聚餐，喝酒，赏月，看花，刻印，制笺，等等。 如制笺，“平伯兄：印了这么一种信纸，奉送一匣，乞查收。此像在会稽妙相寺，为南朝少见的石像之一，又曾手拓其铭，故制此以存纪念，并亦略有乡曲之见焉，可一笑。”通过这些，可以看到作者生活的一面，很是有趣。 《周作人书信》由止庵精心校订，为市场上最全面最权威的周氏文集。

《周作人自编集:知堂文集》内容简介：知堂的意义别有说，在集内，兹不赘。我所怕的是能说不能行，究竟我知道些什么呢，有那些话我说得对的呢，实在自己也还不大清楚。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很是有限，大约不过中学程度罢，关于人文科学也是同样的浅尝，无论那一部门都不曾有过系统的研究。求知的心既然不很深，不能成为一个学者，而求道的心更是浅，不配变做一个信徒。我对于信仰，无论各宗各派，只有十分的羡慕，但是做信徒却不知怎的又觉得十分的烦难，或者可以说是因为没有这种天生的福分罢。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同时受着遗传观念的迫压，又常有故鬼重来之惧。这些感想比较有点近于玄虚，我至今不晓得怎么发付他。 点击链接进入： 《周作人自编集:看云集》 《周作人自编集(第2辑)(套装全5册)》 《周作人自编集(第1辑)(套装全5册)》 《周作人自编集:夜读抄》 《周作人自编集:泽泻集过去的生命》 《周作人自编集:雨天的书》 《周作人自编集:自己的园地》 《周作人自编集:谈虎集》 《周作人自编集(套装共10册)》 《周作人自编集:谈龙集》 《周作人自编集:知堂文集》 《周作人自编集:苦竹杂记》 《周作人自编集:苦茶随笔》 《周作人自编集:儿童文学小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周作人自编集:苦雨斋序跋文》

《艺术与生活》收录二十一篇，是作者唯一的长篇论集，“文章比较地长，态度比较地正经”，可以说是作者日后思想的奠基之作。 这本书的很多观点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都极具建设性，其中最要紧的一篇便是《人的文学》，胡适说：“这是当时关于革命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周先生把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观念他叫做‘人的文学’。” 文中，作者劈头说道：“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末后说道：“我们偶有创作，自然偏于见闻较确的中国一方面，其余大多数都还需绍介译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可以说周作人用自己一生践行了上述精神。

鲍耀明 知堂老人曾在《日记与尺牍》一文中说：“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出作者的个性，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炼，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日记则给自己看的，(写了日记预备将来石印出书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雨天的书》) 时光过得真快，《周作人晚年书信》自一九九七年十月上梓后，快将七年，为什么要自编自费出版这本书?当时我已在该书《编者前言》中说得很清楚，目的不外纪念我与知堂老人之间的一场神交，进而提供资料给研究周作人的学者参考而已。出版后在社会上似乎也掀起了小小的波纹，不少朋友来信或发表文字给我批评与鼓励，试举其中一二：“这是一本好书”(刘以鬯)；“您确实做了一件大善事，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保留了很好的文献史料”(裘士雄)；“这是中国现代人文的珍贵史料，也是一段难得的情缘，都是不可不读的”(王得后)；“鲍先生从一九六O年三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跟周作人不断通信，总共收集知堂老人的信四O二封。这部《晚年书信》当然是研究周作人的大好史料”(董桥)；“周、鲍二人素无谋面，纯粹依靠文字作为媒介，牵连着相隔两地的忘年情谊……鲍先生花了许多功夫整理校正，不只是原件影印，其工序繁重，可以想像，如果不是个人信念支持，恐怕不易完成”(小思)；“鲍耀明虽然始终 没有见过周作人一面，却有着这样频繁的通信，不但在周作人晚年是少有的，就在他一生中，也再没有这样的第二个朋友了”(罗孚)；“观人论世，如能以小见大，即于琐碎微末之中，每每可以想像其为人……这是一个极新颖的整理，出版方法，编者是有心人，工作又做得极为仔细，从而令读之者在脉络分明的时与事推移之中，看到一个古稀老人生命的最后几年，在‘物资’与‘精神’两方面，有哪些‘试探’与‘考验”’(戴天)；“最近欣承邮友鲍耀明先生以他编著出版的《周作人晚年书信》一巨册见赠，连日挑灯夜读，一口气把它读完之后，还是爱不释手，要再读、三读，细赏细析，深觉余味无穷，认为确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奇书，值得推荐给有意于研究近代文艺和历史的读者”(潘安生)；“知堂晚年书信，是极珍贵的材料，先生决心自费出书，实是一大功德”(舒芜)；“《书信》的史料，价值弥足珍贵，昨晚我已通读了一遍，这是我多年想读的一本书，获益匪浅”(李勇)；“顷接尊编《周作人晚年书信》，甚感欣慰，先生诚有心人也”(刘绍唐)；“《晚年书信》收到了，这是极有价值的文献，得之甚为 高兴，感谢不尽”(钟叔河)；“谈周作人，要提一本书，那是的耀明先生所编的《周作人晚年书信》……这部书为知堂老，人最后六年多的思想、心境，提供了最原始的资料可作研究”(岑逸飞)。…… 朋友们誉多于贬，令我感到惭愧，有些批评则属于政治性的，我就不再录了。不过，姑勿论内容如何，我都愿意认为是出自于善意。如所周知，周作人是一位颇具争议性的人物，虽已“盖棺”却难予“定论”，但从他的书信和日记，可以看到他晚年的生活与心态。其实他亦与平凡的普通人无异，他曾为患狂易的妻子而生苦恼；因经济的拮据而发牢骚；为了生计不得不忍痛出售珍藏多年的书籍与文物；为稿费的减少而亲自上门去要求改善；在处境险恶时他又不得不去求助于“权贵”……另一方面，他博览群书，满腹经纶，在民俗、歌谣、妇女儿童问题、文学运动等领域，他写出了诸多具见卓识的好文章，更大量翻译东欧少数民族以及日本和希腊的古典名著，连鲁迅、胡适等也极口称赞他的文字，郭沫若甚至在《国难声中怀知堂》一文中说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的话。知堂老人在乎凡中是否亦有不平凡之处，相信未来历史会有公允的评价的。 《周作人晚年书信》这次重版改题为《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能在内陆重版印行，完全得力于王世家先生的努力斡旋。王先生除了为我物色出版社外，更亲自将原版对照手稿逐一仔细校订，改正了不少原版的错讹，使拙编在文本上更加严谨准确，在此谨向王先生致以由衷的感谢。 二00四年三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