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却在中国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远离时代，最后堕落为汉奸文人。周作人的一生，以悲喜剧色彩表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道路的复杂性、曲折性与深刻性。 本书作者搜集大量史料与书籍，对周作人从一八八五年至一九六七的生平事迹作了精细的描述与精辟、独到的分析，力图通过周作人“一个人”看“一个时代”，以展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一个重要侧面。 传记属于非虚构作品，所写须是事实，须有出处；援引他人记载，要经过一番核实，这一底线不可移易。写传记有如写历史，不允许“合理想象”或“合理虚构”。这本书自不例外。 本书的侧重点与一般生平传记亦有不同。作者认为，对于周作人这样一位思想者和著作者来说，思想的发展脉络和表述过程远比其一生经历更其重要，笔墨因此较多用在这里，而相关资料亦稍齐备。

一九六○年十二月九日周作人日记云：“拟写《药堂谈往》寄与聚仁，应《新晚报》之招，粗有纲目，拟写至五四为止。”十二月十日云：“下午努力写小文，成第二节，备寄香港，有千余字，晚灯下修改了。”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云：“上午抄《谈往》本文了，只须再写一节后记，便全文告竣，总计五百五十余纸，约计三十八万字，拟分四卷，或易名为《知堂回想录》。”十一月三十日云：“晚写《谈往》后记了，计五五四纸也。”一九六四年八九月间，《知堂回想录》曾在香港《新晚报》上刊登了一小部分，旋告中止。一九七○年五月，《知堂回想录》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其时已在作者去世将近三年之后了。 《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毕生篇幅最大的著作。最初曹聚仁代《新晚报》向周氏约稿，曾要求道：“写得愈通俗越好，因为我们是无法适合读者要求，写得很下流的。不必掉文，尽可能趣味化。”（一九六○年十二月九日信，载《鲁迅研究资料》一九八二年第十期）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对本书写作有所影响，然而周氏亦未完全按照要求去做，如一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给曹氏写信说：“兄前信嘱务为浅近，如对中学生讲话才好，奈此事颇所不能。”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信中更说：“文中多有跑野马处，或者还跑的不很够，亦未可知。但野马也须在圈子里跑，才有意思，这却极不容易耳。”大致仍旧遵循一己惯常路数，行文风格亦是典型的“知堂体”，即系“写话”而非“作文”，平淡而亲切，态度始终相当克制从容。如前引日记所示，《知堂回想录》本拟写至五四为止，末了却将一生经历写出，其中多有过去未介绍者，叙述往事间或移用此前有关作品，又抄引自己多篇文章，从这个意义上讲，谓之“集大成”亦无不可。 《知堂回想录》无论叙述，还是议论，都明确体现了作者的“自我视点”，即在他看来什么才是重要的，什么又是不重要的，或许与世人的看法有所不同；实际上这早已在过去一系列序跋和《过去的工作》之类文章中表明了，对周氏来说，也是“吾道一以贯之”。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始终守定的叙述原则。用《后序》的话说就是：“我写的事实，虽然不用诗化，即改造和修饰，但也有一种选择，并不是凡事实即一律都写的。”这包括两层意思，一是“诗”与“真实”的辨别，一是“说”与“不说”的取舍。二者都涉及对“真实”的理解，在周氏看来，真实是无限而又有限的。叙述者无可造作，但是可以在此范围之内有所选择。如果说前者是他的义务，后者就是他的权利。这样选择的标准就与前述自我视点有关，而关键是一切由己而不由人。在只说真话的前提下，作者只说自己想说的话，不说别人想听的话，他的自由主义精神就这样地贯彻于《知堂回想录》之中，而《后序》差不多是他最后写的文章，这也就是他始终坚持的立场了。这让人联想到《知堂文集·知堂说》所引孔子和荀子的话。终周氏一生，他都是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出发，而归结于“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的。这是他的“智”。因为说与不说取决于自己，所以也就不存在回避什么的问题，而另一方面，作者确实觉得有些东西无须向外人（无论是读者还是研究者）报告，譬如所说“凡我的私人关系的事情都没有记”（《后记》），“关于家庭眷属的，也悉不录”（《后序》），等等，都涉及到公众人物之公众性的限定问题。周氏显然认为是应该加以限定的。而他在这一界限之外，已经通过《知堂回想录》对其一生行事作出了属于自己的解释。 《知堂回想录》三育版错漏之处甚多，此次据周氏家属提供的作者手稿复印件整理出版。原稿目录题为“药堂谈往目次”，共八页，前列“序文”一项（按此或即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日记记载之《药堂谈往序》，已佚）；中缺“六○北京的戏”，而以“鱼雷堂”列为“六○”，以下顺序排列，故共二○六节；分为四卷。正文共五百五十四页，未分卷，前题“药堂谈往”，署名“岂明”；“六一”重出，即“鱼雷堂”与“吴一斋”，以下依次排列，故亦为二○六节；“二四”作“几乎成了小流氓”，“二五”作“风暴前后”，“四一”作“老师”，“四三”作“风潮”，“五八”作“在北京”，“一六四”作“北大感旧录十之上”，“一六五”作“北大感旧录十之下”，“一六六”作“北大感旧录十一”。原稿之错漏衍字，特作校记予以说明，附于全书之末。原稿无《后序》，此文取自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一九七○年五月初版本《知堂回想录》。

收文约60篇，包括《苦雨》《日记与尺牍》《死之默想》《若子的病》《学校生活的一页》《故乡的野菜》《大人之危害及其他》等。

《平家物语》是日本战记物语的代表作。作品叙述1156年至1185年间日本源氏和平氏两大武士集体争夺权力的经过，以平氏一族彻底覆灭为最终结局。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是20世纪两位文化大家交往的精彩实录。全书收入书信391封，其中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书信210封，时间由1922年3月27日至1933年3月18日；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书信181封，时间由1921年3月1日至1964年8月16日。两位处于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创作群内的文化大家，往来书信谈论创作、学问之处颇多，蔡元培、钱玄同、胡适、叶圣陶等教育界、学术界、文坛重要人物及相关事件也时有出现，足以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文化背景、教育状况、学者之间的交往以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文化追求，展现了他们及其周围人们的生活图景。 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对于今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周俞往来通信不只展现了二人在互无机心的侃侃而谈中流露出的自然情趣和心绪，更广涉现代名人形迹。周俞亦是公认的文章好手，书札所涉，即便是内容严肃的文学讨论、文化界往来，成文亦风趣雅致，更有品赏书画，传递信息，交换心得，切磋琢磨，互赠诗词，以及约会、赴宴、出游、行礼等，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本书在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亦极富可读性。 通信中两家清淡幽默的笔调，连同其所用信笺、书法、印章之美，展现了中国文人优雅从容的审美情趣。 全书选配五十余幅精美的信笺手迹作为插图，保存真貌，以飨读者。

《周作人散文》作者周作人，中华散文，源远流长。数千年的散文创作，或抒情、或言志、成状景、或怀人……莫不反映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思想情感。中华散文的这些优良传统在二十世纪以降的新文学那里，不仅得到了全面传承，且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