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资治通鉴》这样一部影响深远的史学经典，我们该以何种方式读懂它？

《资治通鉴熊逸版》给出了答案。这是一项跨越数年的“读史大工程”，作者熊逸为读者逐字逐句解读《资治通鉴》，但并不局限于历史本身，而是从中生发出对社会、文化等多维度、立体化的剖析，力求解读出现代人的大历史观 。

本书为第一辑，内容涵盖《资治通鉴》周纪一、周纪二，以250个问题为抓手，为你展开一幅别开生面的历史画卷——

辨真伪的史料分析：《资治通鉴》为什么这么多错？

有启发的管理经验：胡萝卜和大棒哪个更有用？

有深度的专题研究：战国是怎么提高人口规模的？

有对比的世界格局：东西方继承方案有什么不同?

……

现在，请你跟随熊逸老师的脚步，知道历史的发生，理解历史的发展，最终学会运用历史的思维。

本书是历史写作者刘勃所著的一部孔子传记，也是对《史记·孔子世家》的一次精读。刘勃参照《论语》和《左传》等相关历史资料进行信息比对，将孔子的人生际遇放置在春秋末期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解读，并展开多重线索的想象与推测，以更多元的视野来诠释孔子的“成圣之路”，为读者理解孔子的选择、思想和境遇开拓出一个丰富的空间，提供了一些既有趣味又有启发意义的思路。

10至13世纪，辽、金、蒙古相继兴起并入侵中原，与宋形成势力均衡的局面，外交遂成为两宋维系政权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手段。

两宋与周边政权举行过无数次谈判，订立了许多条约，使节交聘之多，外交往来之频繁，历史罕见。《宋代外交史》全面梳理了两宋对辽、金、蒙古开展外交的历史，详细叙述了澶渊之盟、绍兴和议等重要条约订立的博弈过程，细致展示了两宋弹性运用“和、战、守”三策，与强大外敌达成和平相处状态的生存智慧，以及联金灭辽、联蒙灭金导致覆亡的历史悲剧。

有别于“屈辱求和”的悲情化历史解读，陶晋生以卓越的史识、客观的态度重新审视宋代的对外交往关系，提出宋与辽、金、蒙古之间基本上是平等的外交关系这一颠覆性的观点。以前被视为城下之盟的《澶渊誓书》，在陶晋生看来，是宋朝统治者出于务实和理性的考虑，以弹性外交与强敌达成的适度的“包容之道”。

宋代的外交承继唐五代以来的制度而又有许多新的创举。作者花费较多笔墨介绍了宋代外交的各种细节，如外交机构的设立、外交礼仪与使节交聘的规范、宋辽互贺新年和皇帝生日的流程、宋辽处理划界等外交纠纷的经过。客观、生动的叙述改变了我们对宋代外交“屈辱求和”的刻板印象，从而对两宋与其他政权的互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外交成败影响政权存亡。宋辽达成的“澶渊模式”维持了长达120年的和平，宋代的两次外交失误——联金灭辽和联蒙灭金，则直接导致了北宋和南宋的覆亡。宋代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后人反思。

有明一朝，建文朝的历史始终是一种政治禁忌。国史阙失，于是野史传说迭出，以“逊国说”、“从亡说”为主题，不断将建文朝传说推向高潮。作为连接建文出亡传说与隐遁之臣事迹的一部“奇书”——《致身录》在晚明时期横空出世。该书托名吴江黄溪史氏族人史仲彬所作，记载了随同建文帝流亡各地的二十二个臣子的坎坷经历，不仅被众多史家所采信，而且成为人们藉以凭吊建文帝的依据。随着《致身录》的广泛流传，史仲彬以介乎朝臣和粮长之间的模糊身份，相继供奉于嘉兴府和苏州府的乡贤祠，成为家族摆脱困境以及扩展文化声势的重要筹码。另一方面，史仲彬的既有履历始终受到部分文人的深刻质疑，《明史》更是将《致身录》定位为附会之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致身录》绝不只是一部静态的文本，以它为依托所制造出来的各种副文本所焕发出来的巨大能量，已远远突破“是非真伪”的限定。康熙中岁，随着史氏后裔所发动的历经百余年的文本制造告一段落，“国史”与“家事”终于各安其位。

本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隋代的尚书省、内史省和门下省，也就是学界所习称的“三省”；研究的主题是三省的职权、地位以及所谓的“三省制”在隋代是否成立。通过对隋代尚书省性质的转变问题、隋代尚书省与九寺的关系问题、隋代门下内史两省的职权与地位、唐代前期的三省问题以及“三省制”学说的由来等问题的探讨，认为三省分工、制衡的机制在隋代并未建立，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隋初尚书省权力过大，内史、门下二省并不能对其构成有效的制约；二是君主权力的无限扩大。

书末附录三篇文章，包括对隋代废太子案的考察、对隋代秘书省任职条件的研究、对官品制度的成立的探讨等相关内容，对本书的主旨具有补充价值。

真实的历史经过后世小说、戏曲等形式的演绎，往往失了真，再加上读者对传统固有思维的认知，往往对历史存在着诸多偏见或误解，例如：

马可•波罗到底有没有来过中国？他的游记是靠幻想拼凑出来的旅行小说吗？

杜甫活着时，他的诗为什么无人转发、无人赞赏？

宋朝的GDP真的占到世界的60%-80%吗？

《西游记》的作者是不是吴承恩呢？

本书作者引经据典，查阅大量史料，以“疑今察古，鉴往知来”的严谨态度，以历史考据的方法为大家揭开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