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死》的叙述者“我”是在大江作品中一再出现的作家长江古义人，描述了“我”的父亲在太平洋战争末期与青年军官们建立起特殊关系，为了挽救日本即将战败的残局，密谋仿效文化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中的杀王表述，组建特攻队驾驶飞机轰炸“帝都中心”以“杀王”……

《燃烧的绿树》是大江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我读到了日友寄赠的原著，开卷就把我带入了一个覆盖着悠悠绿韵的四国森林山谷中，静听着主人公"我"讲述一个在迷人古老的土地上发生的最新故事：一个所谓新兴的宗教"森林之会""救世主"，追求所谓"灵魂"的力量，欺骗信众，有病不治疗、不吃药，由救世主用手掌和手指发出一种力量，给信徒患者治疗癌症、心脏病，甚至让狂热的信徒阉割自己，体验"变性"，或者与家庭决裂，对子女的教育要多坏有多坏，如此等等，可是当他们的邪教行为败露，受到社会批判，有的信徒也成为幡然悔悟的批判者，主人公"我"也在思考生存状态下关于自己灵魂课题，呼唤自己心灵的觉醒，最后获得了自由。小说表现了被邪教破坏了的灵魂下，信徒们"承担、背负和拯救"的心态。 "燃烧的绿树"是一种暗喻，作品中出现这样一幅图像：一半是青翠的绿树，一半是燃烧的绿树。它是这个邪教的标志，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作家最后通过主人公"我"道出："在四国山谷的森林里，出生在这个山谷里的人们临死的时候，灵魂将从森林树木的根部升上天空……森林具有使人归来的力量。这就是场地的力量……K构想出外流--生、归来--死的'生死场'的假设地形……" 在写《燃烧的绿树》的时候，东京发生了邪教奥姆真理教施放沙林毒气的杀人事件，大江已经敏锐地意识到邪教对社会、文化和人的精神带来的种种危害。事实上也是如此，不仅日本有奥姆真理教、中国有"法轮功"，在美国、在欧洲、在亚洲、在非洲都有这类邪教组织，危害社会、危害大众。 面对这一具有普遍性的世界文化现象，作家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潜心学习哲学，对这个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最后在文学上加以表现，完成了新作《燃烧的绿树》和《空翻》。他在《燃烧的绿树》这部小说里不仅写到新兴宗教淡化宗教意识问题，而且揭示了"宗教空白"的文化生态环境下人所面临的种种社会文化问题，思索日本人的信仰危机意识，对日本人的灵魂和精神进行拷问，探求在自己的乡土中寻回灵魂的所在，以及日本文明的延续。 正如大江健三郎所说："这五年间，相继发表的《燃烧的绿树》、《空翻》等长篇小说，其实都是我对日本人的灵魂和精神等问题进行思索的产物。比如，日本出现奥姆真理教这个以年轻人为主体的邪教，就说明我们必须重视和研究有关灵魂和精神的问题。我只不过是在文学上将其反映出来罢了。"

如同安娜贝尔·李一般纯洁、美丽的少女樱，成长为电影女明星，事业处于巅峰际得知幼时曾惨遭美国军人蹂躏，从此沉寂三十年之久，后在森林中的女人们帮助下振作起来，饰演当地农民暴动中的女英雄，从中汲取了力量并在绝望中寻找到希望。

大江健三郎经过四年的创作，于1999年出版《空翻》这部作品。小说中两个具有争议的人物“师傅”和“向导”曾创立一个宗教团体。在信徒中的激进派准备采取炸毁核电站的恐怖行动之际，“师傅”和“向导”来了个“空翻”，宣布自己的教义是虚假的、愚蠢的，是个闹剧，于是教会宣布解散，激进派的运动宣告流产。十年后，两位原领袖筹划东山再起，然而突发事件接连发生，“师傅”没有新的建树。也就在此时，一个“新人”教会悄然兴起…… 大江健三郎探索了处在现代社会的日本人灵魂的矛盾和冲突，作品的思想内容之丰富、分析问题之客观和透彻，是他以前的作品所无法比拟的。作者自己认为《空翻》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他最长的一部小说，也可能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大江健三郎所著的《个人的体验(大江健三郎精选文集)》是大江健三郎把自己所经历的精神炼狱升华为文学的长篇小说。一位绰号为“鸟”的年轻人面对残疾儿出生这一现实，苦恼、动摇，甚至想把孩子弄死，最后终于走过心灵炼狱，决心和残疾的孩子一起开创共同生存的道路，在精神上获得了新生。而在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个人的体验(大江健三郎精选文集)》作者开始关注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遭遇和精神状态。遭受核辐射与畸形儿的诞生，可以说都是人力无法抗拒的灾难，面对这样的巨大打击，人该怎样生存？这是大江文学持续不断地追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