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武雅士等有关中国社会宗教与仪式主题的论文集。作者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对华南民间信仰做了具体而细致的研究，构建了汉族民间“神灵”的人类学解释模式，总结了汉民族的民间信仰的三种模式：官僚模式、个人模式、异端模式。所收论文16篇，如“一个台湾城镇历史中的宗教组织”、“香港的乡庙”、“台湾的建筑与超自然”、“广东的萨满信仰”、“道教仪式中的正统与异端”、“祖先崇拜和丧葬实践”、“神、鬼和祖先”等等。所论主题包括台湾、香港等地区的民间宗教信仰以及各种仪式，如道教、萨满教、祖先崇拜、鬼神信仰、丧葬仪式等等，分析潜藏在这些信仰和仪式背后的深层的社会、文化因素，揭示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的碰撞与交融。

《人文与社会译丛:社会行动的结构(新版)》中，塔尔科特•帕森斯通过对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西方社会理论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帕雷托、涂尔干与韦伯的分析和吸收，重建了“一般社会行动理论”体系。《人文与社会译丛:社会行动的结构(新版)》把以目的—手段为成分的社会行动作为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不仅确立了一门规范的社会学学科，而且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进行了经典的规定。

本书原名《儒家伦理与秩序情结》，于1989年由台北巨流图书公司出版，乃笔者开授“中国社会思想史”多年来教学相长的结晶，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思想的孕育和发展大势，与八年后由同一公司出版的《思人风云》是姐妹篇。前者处理传统时代的思想概况；后者跟踪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变化脉络。 儒家思想是传统中国人的价值来源，支配中国人的思想行为达二千年，但自西潮掩至，加上现代化巨浪的连番冲击，儒家思想在洋务运动期间（1861—1894）还是一枝独秀，到了新文化运动之际（1915一1921），只在短短半个世纪之间，就已成为众矢之的了。其后国共内争，奉马克思主义为圭臬的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儒家思想就更命途多蹇了。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势日盛，中国共产党已意识到须要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在此背景之下，以建立和谐社会为职志的儒家思想，肯定要背负新时期的历史任务。

本书概括了社会学理论在第一个一百年（1830-1930年）的发展，主要介绍了孔德、斯宾塞、马克思、韦伯、齐美尔、迪尔凯姆和米德。本书从生平经历入手对这些早期的社会学理论家进行了深度的考察，分析了他们的主要著作、重要影响和关键性洞见，并且回答了“对于形成社会世界的基本力量，这些理论告诉了我们什么”的问题。对每一个理论家提出这样的问题，使本书具有了一个不同于其他社会学理论著作的独特视角。此外，本书还从各个理论家的著作中抽象出长久不衰的模型和原理，这些模型和原理将继续推动当今社会理论的发展。

本书第一版分三篇，共14章。现在的修订版，保持三篇的格局未变，只是在前两篇里各增加了一章新内容。具体地说，第一篇是写社会学产生和形成时期的西方社会学家及其理论观点，在这一部分介绍了法国 、英国和德国的社会学家，限于当时的情况，没有把意大利的社会学家帕累托的理论包括进来。这次的修订本增加了关于帕累托普通社会学思想的一章，即第七章。目前关于帕累托方面的材料开始多了起来，不过读起来感到有些凌乱，本书按照已形成的体例加以编排，使其属于他特有的思想内容更为集中和突出。在本书第二篇，20世纪以来的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增加了自80年代末以来的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综合发展趋势一章，即第十五章；另外，将第一版的附录——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改作一章放在第二篇，即现在的第十四章。在第三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部分，由于这些国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十六章冠以“前”南斯拉夫社会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的标题；将第十七章也冠以“前”南斯拉夫社会学，删去乐欧国家社会学提法和相关的内容，为了向读者说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学的一般状况，故增加了附录部分的新内容。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是一本诠释性和比较性的论著，由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政治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著。 在书中，作者对马克思、涂尔干、韦伯这三位思想家的社会学理念进行了简洁而又全面的分析，并检视了马克思的观点与涂尔干、韦伯之间的主要分歧。该书于1971年出版，多次重印，被誉为“了解社会学三大古典传统的系统入门书”，“本科生、研究生教材的‘生命线’”。 本书共4篇15章，主要内容包括：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马克斯·韦伯：新教与资本主义；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社会理论等。 本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并有助于对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