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性，不是西方理论能看清的，中国的现代性来自中国人自身。 《现代中国思想研究》是著名学者、复旦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张汝伦，以进化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三大思潮为主要描述对象，揭示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中国思想的种种基本问题和特征，破解中国人思考公共问题的基本思想预设。 以思想史的写法，重回现代中国之初的思想语境，通过追其源头，张汝伦老师认为，三大思潮，标着着现代中国知识精英，在面对现代问题之时所进行的最初探索，这三大思潮，虽表面看是舶来品，中国知识精英对它们的理解，却并非外烁，而是内生，融入了传统的因素，进行了本土化的阐释。正是这些后来已经不太容易辨认的本土和传统因素，构成了中国自身的现代性。只有理解了这一层面，才能理解今天的中国。

从孟德斯鸠到托克维尔的法国社会学传统 从康德到韦伯的德国文化哲学传统 从阿尔蒙德到维巴以来的美国科学/行为主义传统 在这本研究政治文化历史的生动且睿智的著作中，迈克尔•布林特讨论了从孟德斯鸠到托克维尔的法国社会学传统、从康德到韦伯的德国文化哲学传统、从阿尔蒙德和维巴以来的美国科学/行为主义传统这三种传统的区别。受惠于他自己翻译的一些经典著作，布林特证明了知识多元主义的价值，这一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当代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之中，也体现在当代政治科学的文化之中。 【编辑推荐】 卢春龙、袁倩两位老师所译Minchael Brint所著《政治文化的谱系》是一部对于政治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专著，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国政治文化研究领域中的空白。 译者牢牢把握了作者关于政治文化多元化与多样性的学术主旨， 以此为主轴展开译介，自然得其要领，基本贯通了作者的原创学术思路。在第一部分中，译者紧扣六位法国政治学家的政治思想演进史，在政治文化的社会学基础等方面进行了突出的有效的发掘，使六位学者的政治思想中的“政治文化”色彩更加浓厚，更好地体现了作者的创作主题。在第二部分中，译者继续跟踪作者的德国政治思想演化历史，把政治文化的根基扎根于德国政治哲学的土壤之中，充分发挥揭示了政治文化的哲学根源，进一步体现了作者探索政治文化的逻辑思维，的确符合作者原创意图。在第三部分中，译者着重突出了作者的政治文化多元化与多样性之原创思想，把前述社会领域之政治文化与哲学领域之政治文化等两方面的学术归纳，进一步与美国政治学在行为主义与后行为主义思潮下越来越滑向实证经验甚至是数量统计分析学的时代趋势相结合，突出论述了政治文化在政治思想与政治科学两方面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跨越式发展思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颇具学术创新价值。

集中研究王船山的《读四书大全说》，由此来阐发、透视船山哲学的总体。王船山作为宋明理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总结者,在中国哲学史这一领域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本书以“经典与诠释”为研究进路，致力研究船山对《四书》的哲学诠释及其对宋明道学《四书》解释传统的批判继承，突出其中的道德论、心性论、工夫论、解经学，试图呈现其中的儒学思想和理学思想作为船山哲学之部分的意义，阐明其思想与宋明道学运动的关联。有评论认为，未有陈来此书前，船山研究一直处于启蒙思潮说、唯物辨证说的典范笼罩之下，船山反道学的面目亦几成铁案，屹然不可撼动。而此书则旗帜鲜明地提出“正统重建说”的解释典范，认为船山也应当作为宋元明清道学运动中人来了解。

本书为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办的思想史研究丛书之一。旨在知识越来越被学科化、教条化的今天，回到思想史的鲜活源泉，回到各科学术贯通发展的强力中去。内容以研究性论文为主，兼及学术评论、书评及其他相关撰述，还有学术经典和学术名家的作品的译稿及点校稿。本书主题为《逻辑形而上学》，收有“逻辑与形而上学”主题文章，均是中外学者就逻辑与形而上学主题所做的文章，讨论逻辑本质与形而上学的关系，另外收有“逻辑与哲学”专题，为国内中青年学者对逻辑与哲学关系的精彩论述以及笔谈文章。

“古今之争”指古典理性与现代理性的关系，究竟是启蒙进化的“取代关系”，是不断延续传承的“回归关系”，还是文化类型与世界历史交切的“偶在关系”，至今仍以“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对立形式纷争不已；而“诸神之争”指以“第一轴心时代”形成的代表主要民族文化类型的“诸神”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将民族性的“诸神”惟我独尊地上升为“一神”而君临世界，还是以“诸神”的启示带领各民族到边界上去听“无形之神”而中和，至今尤为当务之急。

致读者的前言 我向读者承诺，包含在此书中的，皆是人们通常认为有助于凝神阅读的东西：重要而有益的题目、研究它的正确方法、出色的说理、写作的诚意以及作者的良知。在这篇前言中，我会对这一切作个简短的说明。此书要阐明人的各种义务——首先是作为人、其次是作为公民(citizen)、最后是作为基督徒的义务。这些义务构成了自然法和各国法律的原理，构成了正义的源头和力量，构成了基督教的实质(在我的计划所允许的限度之内)。 远古时代的智者相信，将这类教诲(与基督教有关的除外)传给子孙后代，只应当采用优雅诗文或朦胧寓言的方式，以免人们所说的统治(government)那高深而圣洁的神秘性，被私人的议论所玷污。同时哲学家也很活跃，有些人在观察事物的运动和形态，这于人大有益处；有些人在沉思事物的性质和起因，这于人无害。后来，据说是苏格拉底最早爱上了这门公民科学(civil science)。那时它还没有被理解成一个整体，只是——不妨说——在公民统治(civil government)的迷雾中初现端倪。据说，苏格拉底极为看重这门科学，他摒弃了哲学的所有其他内容，断定只有这一部分与他的智慧相称。继他之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以及希腊和罗马的所有其他哲学家，最后还有各民族的所有哲学家，甚至不仅是哲学家，还有那些闲暇时光中的绅士，都想在此一试身手；这种努力不绝如缕，好像它是无须努力就可轻易入门的学问，它向一切天生有此爱好的人敞开大门任其取舍。赋予这门科学以高贵性的最大因素在于，那些自认为掌握这门科学或处在应当掌握它的地位上的人，即使只知其皮毛也洋洋自得，所以，他们乐于让其他学科的行家被人视为聪明的博学之士，或被人这样称呼，却绝不希望他们被人称为通晓治术者[Prudcnt0]。由于这种政治专长非同寻常，因此他们认为只应当把这个称呼留给自己。判断一门学科之高贵性，不论是根据掌握它的人之尊贵，还是根据著书立说者的数量，或是根据最聪明者的判断，这门学科在他们中间都肯定享有无与伦比的高贵性。它属于君主，属于以统治人类为己任的人。几乎人人都会乐于拥有它，哪怕只是一知半解；最伟大的哲学头脑也倾全力加以探究。如果我们想一想，有关这门学问的那些错误的夸夸其谈，会给人类造成什么伤害，那么假如正确地传授它，即它是从正确的原则中得出的自明的推理，我们对它的益处即可一清二楚。当我们作为智力训练思考某个题目时，若有谬误悄然溜入，除了时间上的损失，这不会造成什么危害。但是在人人为了生存方式而应予思考的问题上，谬误甚或无知肯定会导致侵犯、争执和杀戮。正因为这种伤害是如此严重，恰当阐明义务的教诲才显得如此有益。有多少君主本身是好人，却因臣民可以合法弑杀暴君的谬论而丧命?基于某些理由，有人可以剥夺至高无上的君主对国家的主权，这种谬论让多少人死于非命? 又有多少人因为君主不是社会的主人而是其妈仆这个廖见遇害？最后，这样的教诲——君主这命是否符合正义完全由私人决定，在君主之命得到执行以前，人们可以正当地对它进行讨论，而且事实上也应当议论——又引发了多少叛乱？当前的道德哲学中还有许多危险性不亚于此的观点。在此不必一一列举。我认为古人对此是有预见的，因此他们宁肯把正义的知识隐匿于寓言之中，而不愿付诸公众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