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收集了这次讨论会的论文。研讨会的计划是在北京与法国专家们一起合作才形成的，它肯定了交流的丰富与多样性。作为简短总结，我要说，重新回顾研讨会的过程，我们要感谢的人很多，这也是友谊的证明。我们在此仅能列举一些主要组织机构，首先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国家图书馆，他们支持了这个项目，并在善本部这个久负盛名的地方承办会议，这里对于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学家是多么有象征意义啊。另外，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一直努力使活动取得成功。在此，我们向所有人表示诚挚感谢。最后，这项工作并不会以这些论文出版而结束，这些论文标志着我们共同进行的新的交流和研究的开端。

本书是唐史学家、唐代文献学家黄永年先生撰写的一部唐史史料学教材，把唐史研究中的基本文献分为纪传、编年、典章制度、职官、仪注、法令、诏令、地理、谱牒、杂史杂说小说、诗文、类书、金石、书目以及敦煌吐鲁番文书十五类，结合作者的治史心得，有重点且深入浅出第介绍了这些史料的源流、价值和使用方法，对唐史学者十分实用。

《文献通考》，是宋元之际著名学者马端临的重要著作，书的内容起自上古，终于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全书共348卷，分为24门，分别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三书都以贯通古今为主旨，故后人合之称为“三通”。“三通”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文献通考》是继《通典》、《通志》之后，规模最大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点校本《文献通考》，以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年）武英殿校刊本为底本，以余谦补修本（简称元本）、慎独斋本（简称慎本）、冯天驭本（简称冯本）、光绪二十二年浙江书局（简称局本）刻本为校本，并查阅《通考》所用的其它书籍，吸收近人校勘成果，凡校正讹误之处，于卷末写出校勘记。这样一部历史典籍的点校整理出版必将大大方便学界对《文献通考》一书的使用和相关领域的研究。

《中国历史文献学》是我社1989年出版同名书的修订版。该书出版十余年来已成为许多高校历史文献学专业师生的首选教材，具有较大影响。为适应学科与学术发展的需要，及时反映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我们组织专家对此书作了较大的修订，在保留原来许多优点的基础上，调整了原书的结构并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修订后的版本，全书结构更为周密合理、内容更为丰富准确、表述更为简明得体。在全面介绍和表述历史文献学基本知识、基本材料，反映学术界最新成就的同时，更注重指导读者了解和掌握文献整理工作的基本方法和步骤。

福建四堡是闽西群山中一处偏僻的村落，但在17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叶，它却是繁华的雕版印刷业之乡，通过流动书贩和四堡人经营的大小书店，为中国南方提供了大量价格低廉的教科书、家用指南、医疗手册及传统名著。《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的作者通过对四堡地区出版业的长期实地考察、文献分析，穷十五年之功完成本书，对于晚清民国四堡的出版-销售业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深入的分析，进而使读者得以窥见南方基层社会的社会风俗、文化兴趣与精神状态，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化史、社会史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

本书以敦煌吐鲁番文献、日本古钞本、考古文物以及相关民国档案、书札、诗词、题跋的整合性探讨，观照中国现代学术成立史之一侧面，追索其内在理路，进而构建中古写本研究及其现代镜像之“交错的文化史”，并藉此对写本文化之于中国学术研究之意义进行博观与省思，期望不仅拓展敦煌学史、写本学、知识社会史诸领域之疆界，亦有资于推进东亚世界学术思想史研究。 学术史的省思，是任何新学问生发的基点，代表的是对学术内在理路的把握和学科发展的自觉。真正的学术史研究，应该深入到学问的核心，为学术脉络中的实质性推进建立起清晰的坐标。本书尝试以丰富的个案，沟通中古写本学与现代学术史，展示“学术内史”研究的魅力。作者还提出“整体书写文化史”的概念，将“图书”视为文本记录（语言的和图像的）、物质媒材、历史原境、历史记忆和历史经验的“统一场”，考察知识建构与文本形态、书写行为、使用实践之间的关系，关注的不仅仅是书籍史层面的作为记录形式的文本及其生产与接受的过程，而且是如何从社会和精神层面看知识以书写与阅读的方式所建构的各种意义。作者进而重新审视“图像证史”或“图文互证”的观点与方法，并对写本中“图”与“文”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主张不仅应当在历史研究中把图像作为另一种文本性证据使用，还应该从政治、艺术、宗教等多学科角度来研究中国古代视觉文化中的图的制作过程、功能及其蕴含的力量，理解图像在历史情境中的涵义。 本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敦煌研究，而是在更宏大的背景下思考写本作为探察中古时代知识与信仰生成过程的媒介而存在的价值，追寻写本鉴藏作为现代中国学术确立的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之一环而呈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