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经重义:唐代中叶至北宋末年的新 学》在讨论学者生平、著述等情况时，特别重视史源学的梳理，使讨论对象的本初面貌“尽量原始呈现”。如对新《春秋》学家看似简单的生平介绍，作者即已尽量避免使用非第一手文献，如元人所修《宋史》，体现出严格的年代学标准与严谨扎实的取向。由于这种史源学方法的运用，长久以来有关这些学者生平、著述的一些未发之覆，因此而得到凸显。这种研究，自然是对《春秋》学史实背景的一种更真实、更客观，因而也就更合理、甚至更生动的建构，也就有可能形成对研究对象的著述、师承、学说及思想体系的更深层次的认知。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考，礼义之大宗也。

《穀梁》于汉代宣元时期曾置博士立于学官，其学大行。至于清代乾嘉汉学大盛，学者勾稽各经古义以阐明古学，唯独《穀梁》则或阙如，大概《穀梁》师说湮灭已久，其事尤难。廖平秉承清代汉学治学轨范，于《穀梁》用力尤深，所撰成《穀梁古义疏》屡经修订，体大思精，缀集汉人旧说，排比传例以发明汉学，以《王制》释《穀梁》礼制，论《春秋》封建、地里、官制、礼乐等悉本诸《王制》。其所发明，荦荦大者如《春秋》素王改制、托齐晋为二伯、八州方伯、伯子非爵称、十九国礼仪尊卑异同、九州分中外诸大义，以《王制》穿穴《穀梁》，诚所谓密合无间。虽会通三传而不逾家法，博通而精审，堪称晚清经学中突出的精深之作。

这个是初版本，比中华书局的早很多。而且，根据后记，刘先生是很愿意让本书在四川出版，因为这书是在四川写成的。是顾颉刚在西南联大的课堂笔记整理的。薄薄的小册子，半天就看完了。还是他一贯的做法，把三传漂白成史料，一点点把三传中他认为的层层累积的窜乱、增删都找出来。尤其重视左传和国语的关系。

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經學，經學是用來阐釋文化價值的，但經翠也孕育培養了關於本文化知識的認知技術和學術理性。為了五經文本正定而出現的校勘學，其目標是文本的校訂求真。漢河問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一。留其真就是保存正本的確定性。校勘之方法，就是一人持本， 一人讀折，如仇雠相對的文本同異的公開批評校訂。校勘之根本在於自我内心求真的誠意，惟無自欺，亦無書欺。漢代校勘學的興起改變丫學問存在的意義和方法，學術從此不再單純是思想的產物，而有了歷史的校正。東汉末鄭玄注經開創的「注」改變了原本經師传經的訓詁、章句的口語闡釋經義模式，成為明確針對書面文丰的書寫。鄭玄注經確立了文字訓詁、文獻考據作為學術研究的根本方法。这也同時意味著，教師這個社會職業中區分出了對文本真偽負責的學者。鄭玄注經，所謂如水灌注，必須附經而行，不可能獨立於經，夾註在經文中間的解釋更適合在纸上進行，在细長只容單行書寫的竹簡上是無法夾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