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男人好，我要搞一搞。”一段礼貌式上床，一段姐妹淘，一段换偶，一段拉拉，一段偷窥，一段SM，一段萝莉，一段交叉代孕……串联出一大段貌似毫无心肝却又充满温暖、关怀、伤感的故事。 《我和王小菊》运用作者真名代表游戏的参与者与观照者——叙述者“我”的朋友和同谋。所有事件在作者笔下仿佛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既像是个人经验的城市叙说，又像是自怜自虐的心口编造，亦真亦假，非真非假，是一种超乎语义之上的“拟陈述”，其目的不是与具体经历挂钩，而是获得读者的情感认同。与之配合，行文采取的是极其个人化的闲话方式，是文本呈现出既盲目又自然的亲切模样，有事喋喋不休自说自话，有时无话可说戛然而止。漫不经心的姿态将现实之重化为文学之轻，使写作获得了轻松洒脱的自由品格，充满私人的趣味和欢乐。 小说家最重要的人物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提出问题。《我和王小菊》以极富特色的言说方式，醒木地标示出一种普遍的社会症候——价值底线消解之后，现代人灵魂的变乱与飘荡。揭示出他们对待人生的游戏心态和游戏之后更加荒凉地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