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理解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以及当代媒体与传播而言，传播政治经济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其独特性体现在：首先，它是整体性的，关注经济实践与社会和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其次，它是历史性的，主张对当代权力转移问题的完全理解，需要扎根于对长时间段内循环往复的社会转型、权力转移以及矛盾问题的分析；再次，批判政治经济学并不切断自身与道德哲学的历史关联，仍将文化传播组织与良善社会两者间的关系作为核心关切；最后，批判分析鼓励其实践者将自己的分析逻辑贯彻到创造变革的实践行动中去。

《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集中呈现了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IAMCR）政治经济学分会长期关注的主要研究议题，汇集二十余位中外学者的研究，共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追溯了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第二部分讨论了与媒介和传播休戚相关的权力机制问题；第三部分剖析了传媒业的生产与劳动机制，通过对美国电影及唱片业的个案分析，丰富了媒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第四部分关注的是与媒体消费密切相关的议题；第五部分回应了具体历史语境下的新兴议题和研究方向。

人工智能全面进驻人类生活的几百年里，人类智能的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产、消费等各个环节都产生了新的特征。作者以人工智能的发展作为线索，梳理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并以此为背景，引申出新的经济时代可能发生的工作性质、教育体系、女性地位、消费方式等的变化。

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类社会走过了体力经济时代，正在经历思维经济时代，并已经显露出情感经济的特征。在情感经济时代，随着机器被训练着开始“思考”，过去需要人类智能的许多任务现在都通过人工智能实现了自动化。然而，注重情感或情绪体验的工作却仍难以实现自动化，所以情感经济的本质就是强调“情商”和“同理心”。这一时期，人类工作中技术性的部分慢慢淡化，情感向的技能将进一步升级。

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开发仍在继续，伴随而来的担忧和争议也将一直存在。如果人工智能进一步产生情感，打破人类在创造力、共情力领域的“垄断优势”；如果机器全面压制人类智能的“奇点”真的到来……人类未来要去向何方，人机共生的伦理困境如何突破，都是不可逃避的问题。

2019年起，中国开始面临后工业化问题。高耗能、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不再适合后工业化社会，传统的工业城市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后工业化地区如果经济长期停滞，就业不足，就会造成民众严重的心理落差，进而催生大量的社会问题。怎样面对后工业化的挑战，怎样避免因为先期工业转 移而产生和蔓延的锈带区，，将是中国，乃至未来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

马兆远教授在《智造中国》一书中，为防止锈带蔓延、解决后工业社会的就业问题、促进教育改革、打造新工程教育的提供了新的思路，并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可以借鉴发展的模式：英国谢菲尔德大学AMRC模式，从而为中国制造业升级提供了一张切实可行的路线图。

谢菲尔德大学所尝试的先进制造研究中心AMRC，为解决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案例：一个大学可以支持一个研究所的发展，研究所可以为工业企业提供研发服务，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制造企业在周围投资建厂；这些工厂转化了老就业，吸引了新移民，重振一度衰败的锈带城市；研究所也为这些工业企业培养了本地年轻人，年轻人通过在这里学习工业技术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改变这个地区的未来。AMRC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产学研转化机制打通的价值。

卡斯·桑斯坦从行为经济学、心理学、法学、哲学等各个领域入手，探讨了助推是如何改变社会和我们的生活的，告诉我们那些看似微小的扰动是如何引发巨大的变化的。

桑斯坦从行为科学入手，探讨了助推作为改变工具的优势与局限。助推是一种保留选择的干预措施，由行为科学提供信息，可以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选择。有哪些非常重要的助推手段？评估助推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究竟该往什么方向助推？什么时候助推会失败？当助推失败时，我们应该怎么做？助推与道德的关系是什么？助推与强制手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助推是如何改变社会和我们的生活的？

我们并不总是理性的，也不总是能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这个时候，那些不经意的“助推”刚好可以让我们在两难中找到第三条路。

《经济人类学》是两位著名人类学家对经济人类学的历史与实践所做的概览，书中呈现了人类学家在经济研究领域里的重要贡献。本书强调了人类学对于经济问题的研究如何根植于西方哲学、社会理论和世界历史之中。通览全书，作者重申经济人类学是一项人道主义的工程，他们呼吁人类学家应该继承莫斯（Marcel Mauss）和波兰尼（Karl Polanyi）这些先驱们在经济研究方面的抱负和路径，为分析当代经济现象和经济良性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身为20世纪初唯一厕身「列强」行列的非白人国家，日本一定做对了什么；然而20世纪日本终于落入战争的魔沼、成为唯一遭遇核打击的国家，一定又做错了很多。这本书值得称道的地方在于，它细密回顾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各个历史转折点与窗口期，详细描述了日本为何选择了这条路而不是那条路。读本书，时而觉得历史的偶然性旁侧斜出。但更多的时候还是感慨，一旦路径已经锁定，格局已经巩固，那么改变历史运行的方向，就非常人可以做到了。

高桥是清无疑是这段「激荡百年史」（吉田茂语）里少有可以改变格局与流向的人物。日俄战争期间，高桥远赴欧美发行公债、筹措军费，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为日本奠定了击败俄国的物质保证；一度出任首相的高桥，力主将山东归还中国，尊重中国的主权，倡导对华平等交往，主张和平崛起的「小日本主义」；大萧条到来之际，又是高桥六度出任藏相，推行一系列刺激消费与盘活经济的组合拳政策，让日本较早地走出了经济危机。可以想见，如果没有高桥这种熟稔欧美情势、洞察经济规律、深谙世界格局的优秀政治家，近代的日本的走向又将出现极大的不同。这位「嘉永老妖」/「奇迹の达摩」一生信奉外祖母在他离家赴美时候的两个汉字——「堪忍」（かんに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