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国立博物館で2019年1月16日より2月24日まで開催する特別展「顔真卿　王羲之を超えた名筆」の公式図録です。

中国の歴史上、東晋時代（317-420）と唐時代（618-907）は書法が最高潮に到達しました。書聖・王羲之（303-361）が活躍した東晋時代に続いて、唐時代には虞世南、欧陽詢、褚遂良ら初唐の三大家が楷書の典型を完成させました。そして顔真卿(709-785)は三大家の伝統を継承しながら、顔法と称される特異な筆法を創出します。王羲之や初唐の三大家とは異なる美意識のもとにつちかわれた顔真卿の書は、後世にきわめて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ました。

特別展「顔真卿　王羲之を超えた名筆」は、書の普遍的な美しさを法則化した唐時代に焦点をあて、顔真卿の人物や書の本質に迫ります。また、後世や日本に与えた影響にも目を向け、唐時代の書の果たした役割を検証します。

全372ページ、判型はA4変型（225×297mm）

激情の書「祭姪文稿」を原寸大で収録。

「祭姪文稿」「自叙帖」現代語訳収録。

全作品釈文収録。

北宋の文人・李公麟の名画「五馬図巻」を全図掲載。

罗越（Max Loehr，1903–1988）是他那一代最杰出的中国艺术史学家，其1953年的名文《安阳时期的青铜器风格》事实上预测到了中国考古学家将要做出的考古发现。这些考古发现推翻了罗越的著名论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的理论，后者对青铜器的分类和统计看似科学，曾长期统治着西方的青铜器研究。作者罗伯特·贝格利在本书重探了这一由于考古发现的介入而结束的学术争论，剖析了其背后的重大方法论意义。他从细读高本汉的文章着手，以生物分类学作比厘清了方法论的问题，辨析了科学与科学表象的区别。作者然后讨论了罗越的研究，为他所从事的艺术史提供了逻辑根据，指出他最关注的乃是重建一部有意义的发明创新史，把艺术设计者和资助者的意图看作风格变化的背后动力。作者在最后一章分析了风格这一概念，得出结论认为，艺术史学家正是由于没有认识到风格并非艺术品的固有属性，方才制造出了诸多混淆是非的典型理论。本书以罗越的青铜器研究为个案来探索艺术史学科的中心问题，其读者群并不限于中国艺术史学者，而是包括了所有关心视觉材料分析的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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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我在写这本关于我的老师罗越（Max Loehr，1903–1988）的书时有两个目的。我想阐释罗越研究艺术史的方法，还想描述和分析他对其最钟爱的商代青铜器所做的研究。我希望这两个话题能引起中文读者的兴趣，并想在此感谢那些使本书得以忠于英文原著的面貌出版的朋友。首先要衷心感谢王海城精确流畅的翻译，中文读者可以确信他们所读到的译文与我的本意分毫不差。接下来我要对浙江大学的缪哲教授深表感激，他盛情邀请并安排我们通过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王海城教授的译文。殷尧编辑和他的同事为本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为拙著能在此出版而深感荣幸。中译本的排版与设计紧随英文版的样式，由美国仓颉公司的David Goodrich（顾道伟）炉火纯青地完成。最后，我要感谢出版英文原著的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系列惠允发行中译本，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的Barr Ferree出版基金慷慨资助图版及相关费用，以及浙江大学出版社承担出版发行任务。

贝格利

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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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序

本书是我的老师贝格利先生为他自己的老师罗越写的一部思想传记，集三十年教学研究所思所感，遣词造句精心推敲，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着他对恩师的钦敬和思念。如今他本人业已退休，而我辈无能，不知如何撰文介绍他在艺术史、考古学、科技史、古文字学和音乐史等诸多学科的独到见解，只能暂且先把他的著作择要翻译成中文，希望借此机会消除中西方一些学人对他的曲解和误解。耐心的读者看了他对高本汉、雷德侯等西方汉学界知名人物的批评之后，可能就不会再相信他是一个有种族偏见的民粹主义者，而他对考古类型学和艺术史风格的剖析也会让读者不再把他当成信奉后过程主义的考古理论家。

若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先有精准的翻译，然而这又谈何容易！我的诸位同门师友想必都还保留着先生在我们大大小小的习作上用各色钢笔和铅笔所写的小字批注，从标点的正确使用到逻辑的严密推理都条列清楚，而这也是他对待自己写作的一贯态度。他最好的朋友是他书房里的废纸篓，每篇文章都要经过几十上百次的反复修订。他对文学的热爱也给他的翻译者提出了高难度的挑战，既要应对狄更斯式的庞大词汇量，又要推敲契柯夫式的精炼行文。他和这些文学巨匠共有的幽默感偶尔会在文章中流露出来，而这就更让译者在会心一笑之后陷入无限的苦恼之中。

因此，我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接受了浙江大学艺术考古博物馆缪哲先生的翻译邀请。如若没有他的鼎力支持和他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中肯书评，本书的中译本就不会呈现在读者面前。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贝格利老师耐心详细地解答了我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我相信没有很多译者能像我这样直接便利地探究原作者的文意（也要感谢电子邮件的发明！）。我的同门学弟李建深博士对初稿做了全面细致的校读，指出了很多令我汗颜的疏漏之处，并提供了无数精当的修改意见。美国Birdtrack Press的David Goodrich为本书的出版设计来回修改十多次，让中译本有了和英文原著同样优美的版面。我在此对他们深表谢意。

王海城谨识于西雅图自偏居

2015年夏

近二十年來的考古新發現，為北朝美術研究揭示出嶄新而開闊的前景，其中以北魏平城時期與北朝晚期粟特人墓葬最值得注意。北魏對於當今如何深化北朝，乃至於中古時期墓葬圖像的研究尤其具有關鍵性。本書即以北魏墓葬材料為主體，考察圖像與裝飾在形式與意義上的交互作用，並將此作用置於北朝史的進程中來加以理解，嘗試建立具有裝飾史觀的墓葬圖像論。

作者由四個層面考察北朝墓葬圖像中所牽涉的生死表象，分別是「圖像製作」、「空間結構」、「喪葬禮儀」、「政治社會脈絡」。架構則包含上編「墓葬」與下編「葬具」兩部分。上編有三章，由圖像、裝飾、佛教因素三個角度來考察以北魏平城時期為主的墓葬圖像。下編三章則是以石牀圍屏為主體的系列研究。葬具在北朝墓葬中形成一相對獨立的範疇，別具時代特點。藉由考察葬具圖像，可有效掌握粟特人與北魏墓葬文化之間的承繼關係，進而認識北朝墓葬文化的動態變遷。本書為迄今所見，最為宏觀、有系統的北朝墓葬圖像研究。

作者使用其首创的“文图学”（Text and Image Studies）视角。上卷选择《天际乌云帖》、《黄州寒食帖》、《李白仙诗卷》、《洞庭春色赋》与《中山松醪赋》合卷及《答谢民师论文帖卷》等五种颇具特色的苏东坡书迹，着重探讨其生成机缘、文本内涵。下卷从使用场景、流传脉络、和接受影响等角度，进行了时空的延展，以“寿苏会”为核心，讲述苏东坡对后世及周边国家的辐射影响。

《大明》是一部具有创新性和可读性的历史读物，通过丰富的图像和实物材料，呈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文化高峰——明朝。它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讲述帝王的更迭，没有面面俱到介绍明朝的人物和事件，也没有大轮廓地勾勒明朝的兴衰，而是为现代读者进入明代历史提供了一组新颖的切入点：有关动与止的观念，有关文字书写的位置和特色，有关娱乐、暴力和年龄的观念……甚至讨论明代灭亡之后的“明代”，即明代的图像和物品是如何被重新编排、重新想象的。作者通过强调同时期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的相动往来，挑战了明代中国固步自封、孤立于世界其他文明而存在的观点。

书中运用的插图资料选自世界范围内的公私收藏，既有大量书画、瓷器， 也有兵器、家具、服饰、货币、丝织品、书籍印刷品，用以阐明明代艺术与文化的多样性。作者还广泛考察了现代的影像和创作资源。明代作为中国文化资本的宝库，一再被加以阐发和利用。《大明》为所有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者、与早期现代世界领域相关的历史学家和艺术史学者，以及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了多种多样富于启发的素材。

本书源于作者柯律格2004年在牛津大学所做的八次“斯莱德美术讲座”。作者的目标是震撼西方的听众，让人们抛掉心中可能有的对明代中国的成见，尤其是那种认为明代中国在本性上静止不动而且尘封闭塞的看法。事实上，明代产生的图像和物品极具多样性和复杂性，包裹在各式话语之中，为后人探究明代的社会生活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可能。

张孜江、高文主编的《中国汉阙全集》收录了全国现存的全部汉阙，并集全国汉文化研究学者，对汉阙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汇集成本书，相信本书是研究汉阙的最权威，最全面的一部专著，填补了我国建筑历史研究的空白，对提高我国建筑界了解，研究汉代建筑提供了重要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