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共分为上下两部，每部分上、下两卷。第一部上卷为《理与物》，下卷为《公理与反公理》；第二部上卷为《帝国与国家》，下卷为《科学话说共同体》。全书共150万字，从宋明礼学说起，分析中国思想界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并特别分析晚清直至新文化运动这一时期所形成的“科学主义”观念，指出这一观念和中国思想现代转型具有密切而复杂的关系。

《区域：亚洲研究论丛》由清华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主办，是一份跨学科和跨文化的人文研究丛刊，其宗旨是立足于人文学科的具体问题，在跨学科和跨文化事业中探讨中国人文学科的新领域、新途径和新方法，力图在长期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学术范式。本书为第二辑，重点讨论二十世纪中国及东亚的历史、思想变迁。

二十世纪落幕了。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在欧洲的视角内，将这个世纪界定为从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至1991年苏东解体为止、作为“极端的年代”的短二十世纪。与作者的看法不同的是，在《短二十世纪》一书中，作者将中国的二十世纪界定为从1911至1976年为止、作为“漫长的革命”的短二十世纪──这是一个极端的、但同时也是革命的时代。 本书作者论述了中国在这个“短世纪”中的两个独特性：第一个独特性集中於这个“短世纪”的开端，即在革命建国过程中的帝国与国家的连续性问题。第二个独特性集中於这个“短世纪”的终结，即革命与後革命的连续性问题。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中有一条贯穿全书的线索，即知识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天理与郡县制国家的关系、公理与现代民族主义及其体制的关系等。在讨论康有为时，我特别地提到了他对儒学普遍主义的再创造，而这个再创造的前提恰恰产生于一种历史意识，即儒学的普遍性与中国概念之间的那种自明的关系发生松动了。在这个前提下，当你要论证儒学具有普世性的时候，必须以承认中国只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中国之外存在着巨大的外部为前提——这个外部不仅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政教意义上的。当儒学普遍主义与一个置身于众多国家或外部之中的中国形象相互连接的时候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说明了民族主义对于某种普遍主义世界观和知识谱系的依赖。换句话说，这种新型的儒学普遍主义的诞生是和作为一个新型世界体系中的主权国家的中国的诞生同时发生的。这里所谓儒学普遍主义实际上正是现代公理观的曲折的呈现方式。 在历史研究中，任何脱离具体的语境、文本而将问题提炼为简短的结论的努力都会牺牲太多的历史感。这篇导论不准备对全书内容进行全面概述，而只是将历史分析过程中涉及的一些理论问题整理出来，提供给读者在阅读全书时参考。作者的讨论集中在两个反思式的问题上：中国（尤其是现代中国）的含义是什么？如何理解中国的现代？上述两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领域和视野展开讨论，本书的分析是从一个有限的角度——即思想史的角度——展开的：作者从有关中国的历史叙事的分析出发讨论第一个问题，围绕着天理世界观和公理世界观的相互关系展开对第二个问题的分析。

1990年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处在转型期中。一边是内部政治挫折导致“新启蒙”思潮终结和新自由主义滥觞，一边是市场经济促成“新左派”与西方左翼学者全面结盟。围绕着“现代中国学术风向”问题的探讨，折射了当代中国学人在新旧交替时期内外夹击中的尴尬境遇。汪晖是一个代表也是一种示范。本书在“对话批评”的基础上专注于“名/理”之辨，力求将20多年来弥漫在学界的“理念中国”思维路径还原到“大地中国”的历史地缘环境中。

汪晖先生并非专业的藏学研究者，却写出了专业藏学家难以企及的专业之作，从中我不仅读出了作者的学养和学识，也读出了作者的理性和良知。——沈卫荣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汪晖先生将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置于中国近代被西方列强殖民化的过程中详加分析，指出今天东西方之间有关“西藏问题”的观点、立场差异实际上很大程度是根植与那一特定时期的利益纠葛与历史情结。在这方面，本书所收另两篇论文《琉球与区域秩序的两次巨变》、《跨体系社会与区域作为方法》为此提供了有利的佐证和更深刻的历史背景。——石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