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集中讨论宋代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及其政治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第二部分研究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全书根据原始史料建构一个整体的历史景观。籍由通过宋代的历史脉络和具体情境，重建理学从开始到完成的实际过程。作者从历史观点强调理学（或道学）的起源和发展首先必须置於宋代特有的政治文化的大纲维中，然后才能得比较全面的认识。全书对宋明理学的文献（二程、张载、朱熹等）作了政治的解读，开显出迥异于传统学界建构的宋明政治文化。奠基于深厚的学养与历史意识，作者广泛掌握史料，细密交织解读文献史料，更深入分析古代士人内心隐微的层次，让全书不只有大论断，也有细部的辩证，势必撞击学界既往的陈说，为宋明理学研究开辟了新局面。

《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增订版)》讲述了戴震与章学诚是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上两大高峰，他们的出现，在作者看来代表了清代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是儒家学术思想由“尊德性”向“道问学”这一学术转向的表征与逻辑结果。作者从戴震与章学诚的学术关系入手，细致地分析了清代儒学从理学转入考证并进而出现戴、章二大家的内因。

自由主義是任何強權或政治暴力的眼中釘，是必欲撲殺的首要對象。余英時冒充自由主義的符號，卻暗中與獨裁者勾搭，為主子的文化認同提供意識型態的理論養分。 以「海外胡適」自居，並以一身繫中華文化存續的余英時，四十年住錫福華寺，大吹其會通中西文化的法螺，他對中西文化的理解，多流於皮相，且屬於高山滾鼓的性質。 余英時大搞其學術世襲制的同時，他自己攘切了台灣自由運動(1978-1988)的成果而不臉紅，他的大弟子「小余」更在2010年宣稱當年他亦參予有功。台灣自由運動的果實全遭這對自由主義贗品的師徒給收割了。

1919年的五四運動以其無可抑遏的能量全面批判傳統、引介新思潮，開創了中國現代化的新面貌。其衝擊之深，影響之遠，猶如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開啟後代思想之先河。 在二十世紀尾聲將盡、世界局勢重大轉變而各種僵固的意識形態紛紛走向修正調整之際，今年適逢「五四」八十周年，我們顯然需要從新角度、新視野來理、詮釋解「五四」。 過去，「五四」以民主、科學、民族主義、反傳統主義展現其核心理念，人們依此構築出「五四」的基本圖像。但今天，有了相當的縱深，我們不能認為單憑這些理念與圖像便足以解釋「五四」的全貌；我們必須正視「五四」意蘊的複雜性，多層面地探討「五四」的實質，如此，才可能發現「五四」當代圖像及其世界性意義 ——相互激盪的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理性主義與浪漫主義、懷疑精神與宗教精神、個人主義與群體意識。從而了解五四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它的思想世界是由很多變動的心靈社群構成。這是八十周年之時，我們擺脫了教條與意識形態之爭之後，對五四所應有的新認識，這也是本書出版的目的。

《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讲述的是儒学在传统中国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但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儒家秩序开始解体了，儒学的中心地位开始动摇了。这是20世纪中国儒学出现严重危机的根源所在。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说明儒学在现代的解体过程，并进而展望儒学在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方面可能发挥的效用。所讨论的范围以政治、社会思想为限，不涉及形而上学或宇宙论，以求论旨明晰。

克魯格獎（Kluge Prize）得主、漢學家余英時院士的最新學術論著 《論天人之際》是關於中國思想起源的一部專題研究 余英時院士在書中特別借用了「軸心突破」作為分析的概念 他認為，只有在其他古文化──特別是西方──的對照之下 中國軸心突破的文化特色才能充分地顯現出來 有關「軸心時代」、「軸心突破」一套說法，最初由雅斯培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提出，直到帕森斯為英譯本韋伯《宗教社會學》所寫的「引論」，「軸心突破」一詞，才有了定義：即指西元前第一個千紀時，希臘、以色列、印度和中國等地的人，對於宇宙和人生的體認及思維，都跳上了一個新的層次。 余英時院士從軸心突破的特殊角度探討中國古代系統思想史的起源，並將其置放於比較文化史的脈絡之中，加以系統的敘述，重新建構出一個條理井然的歷史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