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柳田国男与民俗学》共三卷，精选了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及其弟子在方法和内容上都有重要意义的文献，译成中文出版。希望能够成为关心日本民俗学的中国朋友，以及在中国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学者及学生们的他山之石。

本书是一项民俗学视野下的专题性历史民俗文献的断代研究，主要运用比较、文本分析等方法，对明代岁时民俗文献中的岁时记、地方志的岁时民俗记述等进行了专门研究。

关于民俗和民俗学概念的界定，向来存在着争议，其定义不下几十种，莫衷一是。现在将它界定为“说话的文化”一下变得具体和而亲切。这是作者对民俗文化的本质和理论思考的结果。不错，民俗是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文化，如果将“行为”的肢体动作理解为语言（副语言）的话，用“说话文化”来界定民俗不失为理论上的创新。这种界定也可能使民俗学更切近民俗的本质，体现说话文化传承的特点。另外，民俗学从研究的范围来讲，有历史文献的领域和现实生活的领域之分。以往的民俗学研究太多书斋气。中国是一个文献大国，文献记录了民俗文化（或说话文化）的源流史料，为研究提供了方便，但那是文献民俗学研究的范畴。现代民俗学如果只是做书斋式的学问，不免有变得生硬和僵死的危险。但如果将民俗的研究与现实生活密切结合，会使民俗学变得既新鲜活泼，又具有生命力。这就是民俗学的“现在性”。“俗随时变”是民俗发展的规律，在世界进入信息社会之后，民俗文化已经突破国界，外来文化和中国民俗文化发生碰撞，产生相互的交流和影响，这已是不言的事实。西方文化是随着市场经济步入中国社会的，它的直接效果是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包括居住、服饰、饮食、人生仪礼、岁时节日和信仰等等。忽视民俗的这种变化，不去对它进行关注和研究，将是不可思议的。《说话的文化》站在中国民俗文化变化的前沿，面对扑面而来的新时尚和新变化，与历史和现实对话，表现了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全书在处理文献与现实，国内与国外民俗文化的关系上尤有独到之处，它打破了“一国民俗学”的界限，使理论命题关照了历史与现实的方方面面，将说话文化的艺术表演、经济生活、社会基础、节日内涵借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地表达出来，引导人们走近民俗学，认识身边的生活及其含义。民俗学不是束之高阁的学问，而是切近生活的知识系统，如果讲民俗学的方法论，《说话的文化》同样给我们以很多的启示。

该书作者傅谨博士，1991年获山东大学美学博士学位。其后先后在浙江艺术研究所、杭州大学从事研究教学，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从事中国戏剧与美学研究，已出版有专著《戏曲美学》、《感性美学》、《中国戏剧艺术论》等7部。 据了解，台州戏班现象进入作者视野，始于1993年12月台州地区在温岭举办首届民间职业剧团调演时，时在浙江省艺术研究所任职的傅谨博士，偶然间到温岭一周，看了八个戏班的表演，写了一组三篇《温岭看戏侧记》，在报上发表后，引起了很大反响。自此，温岭民间职业剧团现象、台州戏班现象引起了浙江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新华社等媒体关注，中央电视台还专程到温岭拍摄了《温岭民间剧团》的专题片。从1993年开始，傅谨博士一直要对台州戏班作不间断的跟踪研究，几乎参加了1993年以来台州地区、市举办的每次民间剧团调演活动。在这长达7年半的时间内，每年在台州从事超出一周的田野考察活动，期间接触、访问了超过20个戏班的班主和数以百计的演职员，搜集了大量口头谈话记录与书面材料，并且与台州市（原为地区）以及所辖的各市、县、区相关的文化干部，尤其是文化市场管理部门的政府工作人员保持长期而经常性的接触。2000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则专门用20天时间，先后深入乐清市吴岙、樟北自然村和温岭市钓浜镇、石桥头镇、泽国镇等地，在温岭市青年越剧团、路桥实验越剧团等两个戏班进行更为深入的田野作业，并访问了相关人员。这本28万字的学术专著就是在以上基础上写就的。 该书共分《历史与现状》、《戏班的构成与生活》、《戏班的经济运作》和《表演形式与演出剧目》四章，以一个戏剧理论家的视角，对台州戏班作了全方位的考察，客观地剖析了民间戏班的存在方式与内在构成，尽可能还原台州民间戏班的真实状态，由此揭示了民间戏班拥有的顽强生命力的文化渊源。

基于十多年的田野调查，本书关注的发生在当下华北乡村腹地——梨乡的庙会敬拜和信仰，是将乡村庙会视为一个文化体系、图示和乡土信仰的整体呈现，作者力求从学理层面揭示出乡村庙会和乡土信仰千百年来不绝如缕的传衍动因，也希望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信仰、庙会提供制定保护政策的基本咨询。基于对既往相关领域研究的缜密梳理与省思，通过对梨乡乡村庙会生发、传承的文化场景和来自中西的多种声音杂揉的乡土信仰等地方文化的介绍，本书详细呈现了因应不同生活空间的家中过会、村落型庙会、跨村落型庙会等不同层次的乡村庙会各自的样态、相互之间的关联以及相互之间可能有的升降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