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概念之大而模糊，范围之广而无涯，非勇者不敢言，非深思博学者不敢论。抗日战争期间，陈序经教授在西南联大首开“文化学”课，将“文化学”概念和系统的研究学习引入中国的大学讲堂。而陈先生以课堂讲稿为基础写成的《文化学概观》，便是中国文化学研究的奠基之作。 全书分为四册，每册分两编，综合探讨了文化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心理学、生理学等学科的关系，并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搭建了文化学的理论架构。书中采用了作者 在国外留学期间收集的大量文化学研究资料，旁征博引，融贯中西，从中也可管窥作者对于东西文化、南北文化研究的主要观点，其中一些观点在今天仍具备一定的理论价值，因此这本书正可作为学习和研究文化学的人拔脚起程的地方。

《文化学大义(新校本)》内容简介：文化有三阶层：物质人生、社会人生和精神人生，两类型：农业文化、游牧与商业文化，七要素：经济、政治、科学、宗教、道德、文学和艺术。此为钱穆先生所建构的文化学的框架，也是贯穿《文化学大义(新校本)》的经脉。先生基于数十年来对世界整个局势之观察与认识，认为当前无论中国问题，乃至世界问题，无不由文化问题产生，故无不需由文化问题来解决。

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克利福德·格尔茨是本世纪一位“最具原创力和刺激力的文化人类学家，也是致力于复兴文化象征体系研究的知识运动的前沿人物”，他的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名作《文化的解释》是其文化人类学研究论文精选集。收入该书的论文按论述的对象，分为五编十五章，格尔茨在本书里全面梳理了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里的误区，对文化的概念，文化与宗教、文化与意识形态等的关系进行了详实的研究，所有的论文基本上都是通过从一个又一个的个案中提出的一个个独特的观点，来阐明什么是文化，文化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导读：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格尔茨这本开拓性的著作，美国社会学协会1974年索罗金奖获奖作品，有助于为整个一代人类学家界定其领域的终极目的。 ——《出版家周刊》 主 编 序 这里收入的译著，大多来自“人文与社会译丛”的出版计划，其中有的已经问世多年，有的则还没有来得及印行，现在都被统筹到了新的系列中。 于是又要为此写一篇新序。也好！趁着这个时机，我就来交代一下这套丛书的初始动机。已经事过差不多二十年，所以不妨更加坦诚地披露：自己对于这类著作的心灵饥渴，当年是在街头的人流中突然涌现的。仿佛遭遇了大地震一样，我冷不防近乎绝望地发现，周边再没有什么可以遮风挡雨的，而头脑中更是空空如也——以往读过的那些迂远的智慧书，如今信着全无是处！ 这样一来，就势必要从头读起，否则就无力去因应深重的当代危机。正是在这种发奋的心境中，这套丛书既延展了八十年代，又突破了八十年代。无论要为此陷入多少繁琐的细节，我念兹在兹的都一直在于：对于中国问题的解答，甚至对于中国问题的确认，都不能仅凭勇敢与冲动，还同样需要沉潜与周密。 为了咬定这个目标，我主动选择了一条独特的、如今看来也尤其适合我的道路。尽管身陷于官气十足的高等学府，不可能完全自外于其名利规则，但更其吸引我的却是：由于更需要倚重读者的自由选择，所以中国的出版企业，就总是要超前于它的教育事业。说到底，正是学术出版的民间品格，才是自己长期热衷此道的真实原因。 就这样，在长达十余年的坚持与苦熬中，心血一滴一滴地淌下，终于汇成了如今这一汪活水。幸赖译林同仁的通力合作，这套书居然积成了现在的规模。不过，眼下还不到庆功的时候，反而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其实在编辑过程中，慰悦与追悔、惊喜与惊诧，至少是同样的多。无论在确定书目、购买版权方面，还是在申报选题、甄选译者方面，总会蹦出意想不到的困扰，让原有的设想不断地打折和受挫…… 幸而，这些点点滴滴的心血，经年累月地流淌下来，还是在顽石上留下了刻痕。正如我的另一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早从坊间走进了北大的讲堂，开拓出了新的博士方向一样，我们这套主攻社会思想的丛书，也已开始成为北大同学的热门读本。在最好的情况下，总还是有可能不仅充当饭桌上的谈资，还会潜移默化他们的文化前理解。 正是在这个关口，我个人的兴奋点，就再次转回了研究室。毫无疑问，翻译工作对于现当代中国，具有别提多大的重要性。可话说回来，就算所有的翻译计划都得以实施，甚至所有的文句都没有翻错，中华民族也不能光靠这一点，就奢言什么文化上的崛起。若无力透纸背的批注，若无激烈抗辩的对话，若无充满想象的发挥，那么，这些历尽艰辛翻译出来的著作，终不过是些抛到水面的瓦片，刚刚溅起表浅的涟漪，就要沉入冰冷的一潭死水了。 要知道，我们这项卷帙浩繁的翻译工程，以及其他性质类似、规模较小的翻译工程，之所以能时时引起心灵的骚动，那无非是因为，当代中国的种种危机，有着无可回避的世界性背景——缘此，那些令我们深感困扰的中国问题，说穿了原本就是世界性的难题。 在这种情势下，也就理应心存这样的念想：一方面，如果自身并无内在的智慧和思力，那也就没有什么资质和根底，去真正分享别人的智慧，而只会被这些天书把心智搅得更乱；另一方面，一旦真正读懂了这些译著，则注定要发愿去激活这类智慧，并把自己的创造性运思，毫无愧色地回馈给整个世界。 最后，要特别感谢我的长年合作者彭刚，感谢他为此承受的繁难，和为此贡献的耐力——尽管若非遇到这种场合，以我们之间的默契与认同，原不必把这种感激之情说出来，更不要说当着公众的面把它说出来！ 刘　东 2008年3月29日于京北弘庐 编者的话 克利福德·格尔茨（1926—2006）是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修辞家、符号人类学和阐释人类学的倡导者，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就学于俄亥俄州的安逖澳克学院，学习文学与哲学，1950年毕业并获得哲学学士学位。之后，他受当时美国人类学界泰斗克拉克洪的学术思想的影响，对经验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56年他进入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学系。在此期间，他和帕森斯一起学习，二人亦相互影响。格尔茨于2006年10月30日在费城去世，享年八十岁。由于在文化理论和文化解释领域的卓越贡献，格尔茨教授被看成阐释人类学和符号人类学的奠基者与宗师。其影响超越了人类学范围，渗透到社会科学各领域，包括哲学、社会学和文学等。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格尔茨卓越的文学天赋，使得他的著述和大部分理论家、人类学家的作品大相径庭，易于阅读，并充满了气势、激情、学识和智性。 这本《文化的解释》是格尔茨教授文化人类学研究论文的精选集，各篇论文讨论的观点跨越了十五个年头（从1958年到1973年）。格尔茨早在研究生三年级的时候，就进行了第一次田野考察研究，地点是巴厘。而这部精选集涉及的最早的观点形成于从巴厘回国后，即于1958—1959年期间，他担任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并兼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巴凯学院人类学系副教授时。1960—1970年，他在芝加哥大学新兴国家比较研究所任人类学副教授。在此期间，他对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和爪哇进行了田野调查，后来开始了摩洛哥研究，在“伊斯兰社会”这个意义上对印度尼西亚和摩洛哥进行比较分析。1970年他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社会科学教授，直到1973年出版本书。 写作时间跨度如此之长，其间著述无疑相当之丰，作者在决定收录哪些论文的时候，尽量选取了与文化概念有直接而明显关系的，诚如他自己所说的，“重新定义文化是我作为人类学家最持久的兴趣”。由此可见，这部论文集既以《文化的解释》为题，便无疑搜罗了格尔茨教授最具代表性的文章。其中，第一编是作者新增的，表明作者在编选本书过程中反思过去十五年来的研究时所采取的立场，具有总揽性。第二编包括了《文化概念对人的概念的影响》和《文化的成长与心智的进化》，集中表达了作者的文化概念是什么，并明确了文化和人的关系。第三编涉及到文化与宗教关系的详实研究，特别是宗教及宗教的象征意义在文化分析中的重要性。第四编则探究了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维度，对于文化解释的重要性自然也是毋庸置疑的。最后一编中，有一篇著名的论文《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是格尔茨人类学研究杰出的代表作之一。大量的评论认为，无论作为文化分析、历史探讨，还是作为发展研究、案例分析，它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为一位人类学家，他做到了“入乡随俗”（这种可爱的“入乡随俗”贯穿了格尔茨教授的思想与生活，他在巴厘看斗鸡，由于斗鸡为当地政府所禁止，故而警察“来袭”时，他不是“掏出证件”，而是“仓惶逃跑”），实践着他所说的“当我离社会生活的直接体验太远时，我就会感到不舒服”。但同时，他又不拘泥于“俗”的研究法，优美的文笔，无穷无尽的深思和探源，冷静的思考和深切的济世情怀，集中体现了他的学术真诚，因而赋予这篇作品无穷的魅力，使人久读不厌。 当跳出作品本身来反观其所产生的时代背景时，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今的国际学术界进入了一个全球视域融合、学科界限被逐步打破的时代，这一点正体现在格尔茨身上。当跨专业地理解格尔茨时，尤其在理解社会结构的变迁与民族发展的问题上，那些高高在上俯视全球的宏大叙事和大理论也就越来越显得空洞无力，甚至难免有些牵强和傲慢。相形之下，格尔茨的《文化的解释》虽然仍然面临大范围的政治体系或世界经济体系的挑战，但其清新明快的笔触的确兑现了“不是理论探求而是经验研究”的承诺，并为更深入的研究开启了一些具体的研究问题。首先，他所研究的文化的意义体系究竟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或者世界经济体系对它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格尔茨教授举了巴厘文化的表演性的例子，除了荷兰殖民政策的痕迹以外，它在当今世界中已被作为一种可供人观光的国家文化资本，并变得更具有戏剧性，这是世界经济体系影响的结果。另外一个问题，开发程度低下也是世界经济体系下的一种恶性循环。对此，格尔茨认为，我们已有足够的宏大叙事，相反，我们缺乏立足于土著思想的内部文化机制的研究，缺乏对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化倾向的批判和社会科学自身的发展理论。他在构筑全球化背景下的局部地区和驱动局部的全球化之间将它们辩证地联系起来，将局部和全体同时放入分析的视野。 纵观《文化的解释》，它集中反映了以探索人的行为来表现意义的格尔茨风格。这一著作在人文、社会科学界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他的同时代人当中，格尔茨也被认为是具有独创性和冲击力的人类学家。这部著作于1974年获得了美国社会学会的索罗金奖，同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也给他颁发了社会科学奖。特别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一时期，几乎每年都有大学邀请格尔茨做名誉教授或授予他名誉博士的称号。在1981年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成立两百周年纪念日上，格尔茨被邀请作了纪念讲演。另外，1991年他又获得由日本颁发的亚洲大奖，因而他成了唯一在亚洲获奖的西方人类学家。J. C. 亚历山大在其重要的理论社会学教科书《二十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学理论》（1987）中，将格尔茨作为与帕森斯、米德、战后马克思主义等并驾齐驱的学者（或学派），整章地介绍了他的思想。另外，根据1987年《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的统计，社会科学论文中引用格尔茨著作的频率远远超出了其他所有的人类学家。尤其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文化人类学界重要的两本杂志《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和《美国人种学家》（American Ethnologist）没有一期不涉及到格尔茨。如果包括社会学者在内的话，除了迪尔凯姆和韦伯的古典社会学以外，引用格尔茨的频率达到了最高记录。除了调查研究以外，格尔茨还从事学术杂志的编辑、学会顾问等工作。如他历任《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发行的《代达罗斯》（Daedalus）以及《美国民俗学期刊》（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的编辑，同时又是英国人类学会、原西德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学术顾问等等。这些都充分证明了他在学术界的影响和地位。 前　言 当一位人类学家在殷切的出版商的催促下，着手收集他的某些论文，以便对他自离开研究生院后十五年中的工作作一个回顾性的展示时，面临着两个困难的抉择：收集哪些论文以及如何以诚实的态度来对待收集进来的论文。我们所有这些为社会科学杂志写文章的人都有一本自己想象中的非书之书(nonbook)，而越来越多的人也正在把它们出版出来。我们所有的人都设想过去自己写的东西现在会写得更好，而且准备好了要自己修改而决不让编辑改动。想要从自己的行文中发现精巧的构思可能会同想在自己的生活中有所发现一样让人失望；事后(post facto)编一个进去——“这就是我过去想要说的意思”——是一种强烈的诱惑。 面对第一个抉择，我决定只收入那些与文化概念有直接而明显关系的论文。事实上，这些论文的大多数不是理论探求而是经验研究，因为当我离社会生活的直接体验太远时，我就会感到不舒服。但是所有的论文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实例，来提出一个独特的——别人也许会认为是奇怪的观点来阐明什么是文化，它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以及应该如何恰当地研究它。虽然重新定义文化是我作为人类学家最持久的兴趣，但是我也在经济发展、社会组织、比较史学和文化生态学领域里做了一些拓展——为了避免离题太远，本书就没有反映这些关注。因而，我希望，这一组论文看起来就像是一篇通过一系列具体分析而得来的论文，不要仅仅是一种“尔后我写道……”这样的对有些漂泊的职业生涯的回顾。这本书要进行论证。 第二个抉择不大容易处理。一般来说，我对发表过的文章采取一种维持原样(stare decisis)的态度，即使仅仅是因为如果这些论文需要很大的修改，那就完全不应该重印它们，而应代之以能纠正错误的全新论文，也应这么做。况且，把改变了的观点写进早先的著作中来纠正自己的错误判断，在我看来不太光明磊落。这样做会模糊了选编自己的论文时首先想揭示的思想发展进程。 不过，即便如此，虽然争论的实质不受严重影响，但要是对原文一字不改，传达的就是过时的信息或因与现在已淡化的一系列事件联系过于紧密而削弱了现在还有效的讨论，在这种情况下，似乎还是有正当理由，回过头去做一些校订。 在后面选收的论文中，有两处与我上面的考虑有关，因而我就对原来写的东西做了些修改。第一处是第二编中的两篇关于文化与生物进化的论文，原文给出的化石年代已被确切地替代了。这些年代，一般说是向前推了，这一变化基本上未触动我的核心论证，我认为引入比较新的测算没有坏处。在考古学已经发现四百万或五百万年前的化石后，再说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ines ）可以追溯至一百万年前就没有多少意思了。第二处与第四编第十章《整合式革命》有关，自这篇论文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写作以来，新国家历史的潮流——如果它应该这么称呼的话——已使其中的一些内容读起来很古怪。既然纳赛尔已经去世，巴基斯坦已经分裂，尼日利亚已经非封建化，共产党已从印度尼西亚的政治舞台上消失，如果写得仿佛这些事件没有发生过似的，会给讨论带来不真实的感觉，而且即使现在不是尼赫鲁而是尼赫鲁的女儿在领导印度，马来亚共和国已经扩大为马来西亚联邦，这个讨论我认为还有意义的。因此我在这篇论文中做了两类修改。第一，我变换了时态，引入了从句，添加了一两处脚注等等，从而在使论文的正文读起来不太像过去的十年没有出现过一样。但是我没有为了增强论证而改变任何实质性的东西。第二，我给每一个历史实例都增加了一段内容，概括自这篇论文写作以来与之有关的发展——而且清楚地与实例正文分开，以此来明确指出，假如有任何事件发生，它的发展显示出在这篇论文中以早先的事件为根据的讨论仍然与剔除过时事件（ Rip Van Winkle）的影响有关。除了一些印刷和语法上的小更正（以及为索引风格一致所做的修改），本书的其他内容基本上没变。 不过，我增加了新的一章，即第一章，尽可能概括地表明我现在采取的立场。因为各章讨论的观点跨越十五个年头，在引论性的第一章中讨论某些事情的方式的确与出现在重印的某些其他章中的方式有些不同。我早先的一些关注——比如功能主义——现在在我的思想里已不太突出；而一些后来的关注——比如符号学——现在更突出了。但在我看来，这些论文中的思想走向是相对连贯的——它们的排列是按逻辑顺序而非年月顺序，而第一章代表的是一种努力，要更清楚、更系统地说明这一思想走向是什么：总之，努力说出我一直在说的东西。 我删掉了论文中原有的所有致谢，那些帮助过我的人知道他们帮助过我，并且也知道给我的帮助有多么大。我只能希望他们至今还知道我也知道这些帮助。而我不再忙乱地提及他们，代之以对三个出色的学术机构的真诚的感谢：哈佛大学社会关系系，我在那里受过训练；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我在那里教了十年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我现在在那里工作。在美国大学系统被抨击为不合潮流或日益恶化的时刻，我只能说，它一直是一份拯救我的礼物。 克利福德·格尔茨 一九七三年于普林斯顿

这本书是一次中西思想史的巡礼和对话。中西文化精神的品质存在巨大差异，它们并不能互译，最为根本性的不同就是拯救与逍遥。中国精神中，恬然之乐的逍遥是最高精神的境界，孔子也说“吾与点也”。佛道更不必说。而西方精神，受难的人类通过耶酥基督的上帝之爱而得拯救，人与亲临苦难深渊的上帝重新和好是最高境界。这两种精神品质的差异乃是“乐惠文化”（李泽厚语）与“罪恶”“爱恶”文化，超脱与救赎的精神冲突。本书是在救赎与超脱，拯救与逍遥这两种不同的精神方式之间展开的这场精神冲突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