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乃根据早在作者1991年发表于《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的特刊，书名为《明末江南出版文化的研究》之基础上重新加以补充和修改而成。由于大木康教授多年研究冯梦龙，由此关注到晚明文学的最大特点，即俗文学的隆盛。这背后既有精神背景又有物质背景，而后者与晚明出版业的发达有着直接关联。从宋元以来留存的古籍数量来看，晚明出版的图书并非循序渐进地增长，而是呈现为井喷式的激增，主要有别集•总集、丛书、八股选本、戏曲•小说等。其刻书性质可分为官刻、家刻、坊刻三种。雕版方面，刻书字体改为以直线条为主（日本称之为“明朝体”）；装订方面，蝴蝶装几乎被线装全面替代，出版效率因此大为提高。出版业的发达对晚明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东林和复社等文人团体的活动结束后立即通过刻书传布扩大其思想，从而形成舆论。李贽等“异端”思想也通过刻本的大量印刷得以迅速传播，即使官方出面禁毁也无法真正杜绝。同时出现了陈继儒这样的“出版文化人”，他通过大量编书刻书，涉及琴棋书画诗酒花茶等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士人雅趣得以大众化。正是晚明出版业的勃兴成为了其时文化繁荣的契机。 早期有关中国印刷出版史的研究，焦点多着重在印刷技术史与版本目录的方面。至于印刷出版品涉及到与社会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方面，如书籍价格、阅读群体、社会效应与识字率等课题问题，较少有研究者关注，研究成果也较少。现在，明清的印刷出版文化史似乎已成为明清文化史研究的热点。大木康的著作研究着力于当时书籍的产生、流通过程本身诸问题，并运用了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整部著作体系完整，征引文献丰富。尤其是添加的附录文章，话题有趣，颇具可读性。可以说，大木康的《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是了解明代出版文化史的不可不读的一本好书。

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成立和开业，标志着近代中国出版史及文化史的一个新里程。从此商务印书馆走进中国近代史，并且起着转换文化及改变历史的作用，生产新知识、培养新国民和促使新社会的诞生。 百年来，商务印书馆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极其巨大而重要。正因如此，与商务印书馆有关的历史也越来越受人注意和重视。最近十数年间关于"商务史"的论述也越来越多，其中有以"馆史"形式出现的，如北京商务主编的《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及《商务百年大事记》，台湾商务出版的《商务印书馆一百周年／在台五十周年》等；也有环绕着"商务人"而写的各种传记和轶闻，如叶宋曼瑛的《从翰林到出版家一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柳和城的《张元济传》、蒋复璁的《王云五与近代中国》及王建辉的《文化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等；也有从出版史或不同文化角度切入的一些著作，在此不一一介绍，详细情况可参《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之第一章；总言之，"商务史"及相关研究在近年来相当蓬勃，俨然使商务印书馆的研究和论述，如百川汇海，推向和形成为一个以"商务"为中心的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即"商务学"的出现。

“理查德.谢尔对于爱丁堡启蒙书籍的研究是我近十年所见最有价值的作品，尽管我的研究专长并非18世纪的苏格兰……我发现此书引人入胜，结构宏大严整、论述充分详明……从心灵、事业和艺术上，这本巨著从根本上赞美了苏格兰人的爱国主义和启蒙运动。”——James E. May，《18世纪苏格兰》 “这是一部杰作，这本书中列举的细节惊人的翔实，并且多层次鲜活地描述了作者、书籍、出版商、印刷者及在书籍流通过程中其他各种对象的互动关系。这是本非常有用的参考书，附有大量图表和参考书目。它同样也是本令人兴味盎然和激动人心的读物。”——Antonia Forster，《英国研究评论》 平装本序言 《启蒙与出版》一书问世后，广受欢迎和好评，令人非常高兴。与此同时，也发现了书中存在的许多错误，促使我虚心反省。我十分感谢朋友、同事和读者的评论，让我注意到这些错误，也感谢编辑允许我在平装版前面添加一段序言。 威廉·波斯维克·约翰斯顿（William Borthwick Johnstone）绘制过一幅詹姆斯·希巴德（James Sibbald）流通租借图书馆内部的虚构图画（现在保存于爱丁堡作家博物馆），看上去仿佛再现了18世纪80年代的情景，以致我没有怀疑那些识别画中人物的标志就将它复制到了书中。可是伊恩·辛普森·罗斯（Ian Simpson Ross）提醒我，背景里左起第二个人物（就像书的封面上复制的那样）实际上是亚当·斯密（与詹姆斯·塔西[James Tassie]为他绘制的著名圆形肖像画一模一样），画面底部的小字却把他标注成了蒙博多（Monboddo）勋爵；其实画面最右边的人物才是蒙博多，而不是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伊安·戈登·布朗（Iain Gordon Brown）也证实了这个说法，参见他在《出版季刊》第25期（2008年9月，第333—335页）中对我的书的评论。经过查证之后，我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因此，应该用同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人物的亚当（斯密）代替另一个亚当（弗格森）。 在作者说明的章节中，关于货币和汇率的内容我主要采用了约翰·麦考斯科（John McCusker）的数据，他是18世纪英国与美国的货币兑换方面的著名权威学者。这次为了出版平装本，他帮助修正了本书中出现的几个货币汇率数据。如第4页，1791年时的一个标准英镑在美国相当于4.44美元，而不是4.55美元。本书出版的2006年，一个标准英镑的购买力应该相当于1746—1770年间的105英镑或192美元，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相当于85英镑或154美元。在作者说明的末尾，提到约翰·侯姆（John Home）的剧本《阿尔弗雷德： 一个悲剧》的例子时说，原价的一个半先令大约相当于2006年的6英镑，这个地方应该更正为6.4英镑。当然，尝试将18世纪的英镑转换成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货币等价物时，只是根据当代的购买力进行粗略估算，因而随着判断标准的不同会有相当大的变化；举例来说，在描写约翰·亨特（John Hunter）的作品《外科医生》（the Knife Man，2005年）中，温蒂·穆尔（Wendy Moore）使用了英格兰银行的零售价格指数作为转换标准，结果得出了明显更低的兑换比率。 推出了精装版本之后，我才注意到遗漏了表一中的作者的一些作品，本来应该把它们加入表二即苏格兰启蒙运动作品的数据库（两个表格都出现在索引中）。其中包括乔治·查尔默斯（George Chalmers）的两部关于美洲殖民地的未完成作品： 《当前联合殖民地的政治记录，从定居至1763年的和平时期》第一册（伦敦，1780年出版）和《殖民地解放史导论》第一卷（伦敦，1782年出版）。有一部作品本来可能作为托马斯·布莱克洛克（Thomas Blacklock）的遗作入选： 《劝勉（paraclesis），或从自然及揭示出的宗教信仰演绎的安慰》。两篇专题论文： 其一的作者据推测是西塞罗，现已译成英文，其二是托马斯·布莱克洛克神学荣誉博士的原作（爱丁堡，1767年出版）。该书的题词是献给詹姆斯·比蒂（James Beattie）的，在讨论作者之间互相交换题词时（第141—142页），原本可以引用这段内容。另一部值得加入的作品是《慈善事业： 以期刊论文的方式》（伦敦，1797年出版），那是一部匿名作品，根据1798年6月2日威廉·理查德森（William Richardson）写给安德鲁·斯特拉恩（Andrew Strahan）的信件（保存于约翰·尼科尔斯（John Nichols）档案馆，感谢朱利安·普利（Julian Pooley）提醒我注意到它），现在可以确认其作者是理查德森。该书里面包含了进一步的证据，表明理查德森热衷于匿名出版（如本书153—154页讨论的），还有一个有趣的段落谈到了作者的“各种伪装”。相反，安德鲁·阿什菲尔德（Andrew Ashfield）告诉我，《自然和艺术作品中的基本美学原则探究》（表二中的no.347，在381页引用）一书不应该被加入作品数据库，因为版权页上显示的作者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son）不是表一中的那位苏格兰的多面手作家（英文短标题目录是这样记载的），而是同名同姓的都柏林艺术家，其生卒年份为1726—1798，而不是1746—1817。这个错误告诫研究出版历史的学者，必须去核查书籍的原文。由于数据库里的个别作品极其稀有，我未能做到全部查对，不过这个错误是找不到借口的，因为只要稍微看一下该书前面的传记性回忆录，就可以识别出作者的正确身份。 本书第12页评论说，1934年普瑟伍德·史密斯（Preserved Smith）的一部作品“可能是首先在题目中使用‘启蒙运动’这一术语的书”。但是詹姆斯·施密特（James Schmidt）向我指出，这个先驱的荣誉实际上属于约翰·格里尔·希本（John Grier Hibben）1910年的作品《启蒙运动的哲学》。我在167页叙述，根据我的数据库，在作品卷首使用作者肖像画的例子最早出现于1763年，那是托比亚斯·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的《续英格兰全史》（表二，no.67）推出第二版时，由方济各·阿利亚梅（Franois Aliamet）雕版制成的卷首插画肖像。在我能够查明的范围内，这个结论在作者、作品标题和画家方面都是正确的，但是根据詹姆斯·梅（James May）的记录，1760年斯摩莱特的《续英格兰全史》首次出版时，已经使用了这幅卷首插画肖像。类似地，罗伯特·弗格森的诗集在1799年出版时含有一幅卷首插画肖像（如191页的记述和171页的注释），但是罗伯特·莫里森（Robert Morison）和佩斯（Perth）的儿子在1788—1789年出版该书时已经使用过这幅肖像，而且质量要好得多。 关于《启蒙与出版》的印刷错误，我已经在网站上（http://long18th.wordpress.com/，2009年11月15日）揭载了更正的内容，用于回应大卫·玛泽拉（David Mazella）和埃莉诺·谢芙林（Eleanor Shevlin）在2009年10月整理的电子版“辅助读物”。各位读者如果发现其他错误，可以在我在网站上发布的文章后面以评论的形式提出，我将十分感谢。 读者们对《启蒙与出版》的热烈反响鼓励我相信，对于研究书籍出版、启蒙运动以及18世纪后半叶大西洋两岸英语国家历史的学生和学者，本书都是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我希望，平装版本可以让更多的读者接触到这部作品，让他们通过独特的表述方式，体会到苏格兰启蒙运动作品的创作和传播过程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最早和最好的人类历史”。本书强调在启蒙运动思想和价值观的产生和传播过程中，出版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试图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作品理解为作者与出版业工作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产物，不仅在苏格兰，而且在英格兰、爱尔兰和美国同样如此。 R.B.S.，2010年1月

《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是对晚清“卫生”书籍的一个初步梳理，源自作者的博士论文。以当前流行的文化史研究方法，从书籍史和阅读史的角度切人，研究晚清生理卫生特别是生殖医学书籍的出版与传播，进而探讨人们生理卫生观念、生殖观念乃至性观念的变化，在新型消费文化、阅读文化的背景中，人们的集体心态如何被打造，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情况。《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中挖掘了大量资料，特别是“卫生”书籍的广告资料，对以前研究中关注不够的晚清。“卫生”书籍进行钩沉索引，将实证研究与理论表述较好地结合起来，如结尾一章对消费文化与近代中国泛政治化现象的分析等。同时，作者还发现和使用了大量以前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的资料，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了不少线索。

该书全面介绍了一个世纪以来西方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变化趋势、学术理论方法，是一本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全面回顾西方书史研究的精彩之作。在西方学术界、知识界，它既是初涉书史的入门读物，也是读者掌握书史理论发展脉络和趋势的案头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