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样画工笔花鸟画》首先从整体上论述了学习花鸟画的意义、中国花鸟画的发展脉络、院体花鸟画的缘起、花鸟画技法的衍变。进而具体到作者的学画体会：“我所研究过的古典工笔花鸟画”（除了经典名作，特别提到了宋人的丝绣），“我从临摹中学到的花鸟画”，“帮助我的一些古典文艺理论”，“帮助我用笔的书法”。在第三章中，于非闇特别对自己养花养鸟的体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和作用进行了论述，并对他的写生方法、创作过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最为难得的是，他现身说法，将自己学习花鸟画过程中所走的弯路及教训“和盘托出”，对于学画者无疑是难得的“金玉良言”。于非闇的作品色彩妍丽，经久不退，这与他对于工具材料的精研与讲究分不开。在第四章中，他特意介绍了自己使用过的纸和绢、笔和墨、颜色及其相关的制作方法。

石涛是画史上为数不多的全能型的人物。他工山水、花卉、人物，擅长书法、篆刻，并精于园林假山。在清初画坛上与弘仁、髡残、八大并称“清初四僧”。享有很高的声誉。石涛一生云游各地，各个时期境遇不同，艺术风格多变。他的山水画直接影响到近现代画家黄宾虹、吴昌硕、陈师曾、齐白石、傅抱石、潘天寿、刘海粟、张大千等人，他们无不从石涛艺术中汲取营养并加以发展，而又各具面貌，终成一代大师。 　　石涛的绘画思想主要集中反映在他的《石涛画语录》和大量的题画诗、画跋中。《石涛画语录》采用了近乎“文赋”的语言来阐述自己的绘画思想，铺陈语句来阐明同一个问题，语言华丽而玄虚，读起来有点含浑生涩，比较难以理解，但真知灼见不乏其中，影响巨大。俞剑华《石涛画语录注解》、杨成寅《石涛画学本义》等著述可参看。另杨成寅辑有石涛画跋若干条，一并附于后，供读者参阅。

《国画与禅》内容简介：中国的绘画艺术不仅在审美上与参禅相通，而且在对待形式、方法、工具等很多问题上都与禅意相契相合。在对立的事物中，绘画也如参禅一样，从来不是偏执一边，而是去寻求一种超越。　在对待形式上，中国画主张“得意忘形”。忘形，不同于变形。它既非有形，又非无形；它既是有形，又是无形。它包含了两者。忘形不是去排斥形，而是去关注本性。只有在见到了本性时，形才可能被忘掉。有形、无形都是对形的执著。忘形才能不为形所累，才是对形的超越。在对待方法上，中国画提倡“无法而法乃为至法”。这里的无法即是忘法。它既非有法，又非无法；它既是有法，又是无法。它不是对技法的排斥，而是使技法纯熟无缚，才是对技法的超越。

《中国山水画通鉴》以图文相映的方式，对这部绚丽多姿的山水画发展史进行了较为完整而系统的梳理。从中展现的，不仅是山水画的发生发展过程，不仅是关乎山水画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流衍变迁轨迹，而且也牵连了山水画赖以存在的文化土壤，牵连了一代又一代需要山水画的人与山水画所构成的那层不断嬗变着的微妙关系。 本书是系列之一，主要阐述北宋李郭派山水画的艺术成就。

从汉字诞生起，便有了中国书法。人类一开始即按照美的法则创造世界，古老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以其特殊的物质条件与笔法结构，留下了后世不可企及的美。后来者对书法美的追求有了自觉的性质，在书法中注入了前人没有的艺术因素，但并不总是如通常说的那种不断超越，更不是也不可能是全面的超越。 由于书法艺术自身的特点，历来评价书法，时常使用过分抽象的、不确定的词语。这一点，甚至可以说同中国语言习惯中的模糊性有着关连但是也同中国书法的抽象性分不开。再是历来的书法史在谈到某家某派时，偏重师承关系；谈师承是必要的，但有时失于简单化，陷入线性思维的模式。就其现实意义来说，不免束缚创造意识。如何多角度、多方位地研究艺术家及其作品，我们应当做得比古人更好些。我们要把特定书法家的全部活动看做是社会本质与书法本体的一个显现。 当代书法进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一方面是物质条件改变了书法赖以存在的书写条件，另一方面，书法在有限范围内呈现繁荣，倔强地生存。我们的立场无疑要做书法繁荣的促进派。当代书尖在面向时代与开拓未来的困境中从理论与历史研究寻求启发。这就必然赋予书法史以当代的性质。它不是任意改造历史，而是由既往的历史总结规律，探求新的生命，新的活力。

《工笔花鸟画技法》对中国工笔花鸟画的优秀传统，如深入生活，酝酿意境、构图法则及笔墨技巧等等都有较深入的论述，即适合做为广大业余爱好者的入门向导，也可以做工笔花鸟画教学的辅助资料。《工笔花鸟画技法》内容上系统、全面，文字深入浅出，插图详尽，一目了然，图例中还针对初学者容易犯的毛病，作了正误的对比，很能解决实际问题。书中既集中整理了前辈画家的宝贵经验，也有许多他自己的心得体会和新的经验总结。我相信这《工笔花鸟画技法》的出版会给广大学习工笔花鸟画的人们以切实的帮助，在促进工笔花鸟画的创作的繁荣和发展中起到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