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希德以毕生精力治唐史，在欧美汉学界有公认的领导地位，《唐代官修史籍考》是他晚年的一部精心著述，是全世界各种文字中第一部有关唐代的官修史学、史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著作。 全书考察了约620年至850年间官方修史机构的创设变迁，以及该机构择取编辑史料以成正史的过程。共分为三大部分，十四章。第一部分重点详论唐代政府中各种修史机构的分支（如史馆、秘书内省、集贤院等）和官职（如起居郎、内起居郎等），其规模建制为唐后各朝沿袭。与此前国内外缺乏这方面的细致研究，杜希德的研究“吸收、综合了诸多前人的成果，使其对唐代修史机构的考察更加完备”。 第二部分重点分析唐代的史官运用的一整套史料系统，包括起居注、内起居注、时政记、日历、传记、典志、实录、国史等，网罗宏富，考据细密。作者既熟悉西方的史法，又通晓国学中的考据功夫，再次融会贯通，是其特色之一斑。 第三部分为《旧唐书》的个案研究，分析它复杂的史源，用图表等表现方式，对《旧唐书》的二十本纪、十一志等部分，作了细致梳理，借以看出这一部五代时期编者总其成的正史，是如何运用唐代为本朝官修正史所准备的各种史籍，秩序井然。其附录的“《旧唐书》本纪史源渊源表”即为代表。 欧洲汉学名刊评论杜希德此书特色，称赞其在处理反复的史源时，使人如读一侦探小说，趣味盎然。

本书分5编，对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的发展演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对禁卫军权与魏晋南北朝政治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书中通过对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的勾稽考索，厘清了不同层次的众多的禁卫武官的变迁历程与政治职能，揭示出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及其制度的本来面目，得出了许多重要的和具有启发性的认识。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以成立于汉，并最终在隋唐演变为科举制的察举选官制度的七八百年变迁历程，作为研究对象。书中把官僚制理性行政、帝国政体下的特权分配与权力斗争，以及作为帝国官僚来源的知识群体的动态，作为制约察举制变迁的三个主要动因。由此出发，对大量相关史料进行了考订梳理，在此基础之上，对察举制中的“以德取人”、“以能取人”、“以文取人”及“以名取人”、“以族取人”因素的表现形式、相互关系及变迁，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精到阐述。从而对这一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向科举制的演变，提供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解释。

《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内容简介：秦汉以皇帝为核心的官僚体制如何出现?又如何运作?和世界其它古代文明相较，这套体制以及背后的价值观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和文化经验中的一大特色。过往学者每每从春秋战国这“天地间一大变局”的角度出发，强调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剧变。注意变化，有时不免会忽略了其中的不变，或变化不是那么剧烈的部分。这些部分有的反而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更根本的“底色”。《天下一家》和《治国安邦》两本著作主要关注的就是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社会特质和统治体制之间的关系、官僚人才的来源与训练、官僚体制运作的特色和官僚士人的价值观。 过去一个世纪，中国史学研究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以时代、课题，或以材料区分，有所谓的断代史、专史，又有出土文献学、简帛学、敦煌学等等;中国史和外国史更是楚河汉界，互不相通的两大营垒。这样的专业分工造成研究上“囿于一隅”的现象，课题和视野都为之割裂、窄化和浅化。作者在长期对秦汉史进行研究的同时，也致力学习秦汉的简帛和图像资料，除了步武前辈，也试图探究新的课题，利用新的方法或工具，摸索新的可能。《地不爱宝》和《画为心声》?要收录的就是这两方面的论文。

结集于本书中的十四篇论文，写作年代前后相距近三十年，其中贯穿着同一种追问：如何从一部以汉文叙事的《元史》，去揭示出蒙元中国的制度成分及其文化所特有的多样性品格？ 蒙元政权在征服中原、继而君临全中国的过程中，由草原游牧帝国转变为一个以治理广袤的汉文化地区为重要任务的“帝国式王朝”。本书聚焦于在此期间蒙元政治体系所发生的变化，从皇权、权力中枢机构、官僚体系、刑法体系、官僚铨选制度、地方行政体系等方面，分别展开专题式的分析和论述。这一政治制度体系具有相当程度的“汉化”特征，但又不能简单地使用“汉化”概念来界定或概括它，其中保持着或变相保持着一些蒙古制度成分。

区域研究的兴起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研究转向的显著特征之一，学界抛弃了过往拘泥于政治史的宏大叙事，转而试图通过个案或区域研究寻找到一条呈现“整体历史”的路径，构建起中国史学自身的解释模式。对“区域”作出何种界定，成为研究者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之一。本书将在系统、全 面收集清代档案、实录、政书文献的基础上，着力于探讨清代县辖政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即作为一种全国层面的制度设计，其制度渊源何在，在清代又经历怎样的制度变革，在民国时期的消失等状况进行长时段的梳理，清代县辖政区的空间分布，清代县辖政区设置与地方治理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