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我国历史上具有开创之功的秦汉时期的仕进制度（即选拔官吏制度），作了全面而详尽地论述，可以说是第一部比较完整的秦汉选举志。尤其是秦仕进制度疻发，弥补了这方面研究工作的不足。本书对广大历史专业工作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也可供各级领导同志和人事干部参考、借鉴。

《唐大诏令集》是唐代以皇帝名义颁布的一部分命令的汇编。全书一百三十卷。北宋宋敏求(1019～1079)编。宋仁宗时，敏求父宋绶为知制诰兼史馆修撰，曾将唐代诏令加以汇集。宋绶死后，敏求将其父所辑唐代诏令区分为十三类，编成该书。 诏令是官方文书。魏晋以后，把册书、诏、敕等总称为诏。该书所收诏令含有唐朝军事、政治和社会状况等方面的重要资料，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某些历史事件的真相，且个别诏令已不见于现存其他史书。该书自宋至清末都是抄本，错别字多，而且缺佚第二十三卷。其余各卷也有若干残缺。清末光绪年间才据明抄本刻版，收入适园丛书。195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排印本，据诸校本改了一些错误。此次我局据195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排印本重印。

在我国古代，国家采用科举考试的方式，来选拔人才。所谓科举，本来就是“以文章取士”，这个“文章”包括了诗赋及骈、散各体文。所以科举自身就是取士制度与文学的结合体，而将“科举”与“文学”联系起来进行交叉研究，唐、宋时代的学者便已肇其端；以现代理论和方法进行科学研究，则始于上世纪。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在唐代科举与文学研究现在已有了很好的成就。作者受他们启发，于是对宋代的宋代科举与文学进行研究，数年来，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本书从科举制度研究、科举文体研究、科举与各种思想文化之关联互动研究、科举与文学之关系研究等四个方面，分十九章进行论述，资料详实，分析具体，有很好的学术价值。

《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内容简介：研究文学制度，或者说从制度的视角研究文学，是近些年来的一个热门课题，其理论根据，还是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从作家的视角研究文学偏重于“知人”，从制度的视角研究文学，则属“论世”。这种研究文学的方法，在西方属于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的范畴，也是很传统的。当然，一些后起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在涉及文学问题时，也会谈到一些与制度有关的问题，如福柯的知识社会学理论和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等。“知人论世”或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即研究文学文本以外的一些环境因素，而不是文本本身。这种研究方法，以前习惯于谈论一些诸如自然条件、文化习俗、经济基础、社会变迁之类的问题，失之于泛，如今集中到具体的制度问题上，得之于专，所以近些年来，颇为一部分学者所喜好。

本书是《唐代基层文官》的续编，分章详论了唐代士人在中年经常出任的几种官职，包括京官七种：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侍御史、拾遗、补阙、员外郎、郎中。县官一种：县令。州府官一种：司录、录事参军。以及幕府官一种：判官。过去的职官研究，不是偏向京官或州县官，就是整个忽略了幕府官，都无法让人看清唐代士人任官的典型模式。本书把这三大职官系统结合起来考察，涵盖面最宽广，而且也留意唐前后期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