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滔和日本一桥大学准教授佐藤仁史合著，是两位作者基于共同研究旨趣的十几年合作研究的阶段成果。全书以雍正之前的嘉定县境作为研究地域，研究时段则主要涵盖明清到民国初，前后约500余年时间。

《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及其演变》主要讲述了，传统中国的“押租”与“典卖”等产权交易方式导致地权分化并形成以下结构：普通租佃—永佃—相对田面—公认田面—绝对田面（典），与这些权利关系相匹配的权利所有者构成乡村的“阶级”与“阶级关系”。在土地改革的三个阶段中，以获取粮食与货币为主要内容的“大户加征”与“减租退押”所具有的财政性质是土地改革的目的所在。 《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及其演变》探讨了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结构及其在近现代转型过程中呈现的变化和特征，尤其是对20世纪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运动进行了实证的剖析和独到的反思，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本书详细纪录了从美联储成立之初到格林斯潘时代终结之时的美国货币政策的演变过程，评析了该过程中学术和政治环境变化的来龙去脉。书中详解了金本位制与信用货币之间的更替过程，也反映出货币政策的实施就像是用于解答货币和价格的基本问题的一系列实验：20世纪周期性的货币动荡如何引起经 济动荡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和社会动荡？等一系列问题。通过本书，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了解现代央行的兴起与本质。 本书论述内容丰富，分析到位深刻，并且能够结合我国当前实际情况进行具有一定前瞻性的分析，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意义。同时，本书紧扣时代主题，紧扣中国经济发展脉络，具有很强的前沿性、创新性和系统性。 “观察货币政策与经济的互动，美联储无疑提供了最佳的样本。《美联储货币政策史》不仅覆盖时期长，经济史料也非常丰富，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佳作。” ——李扬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从金本位向信用本位过渡，是影响过去一百年货币体系和货币政策变迁最重要的事件。美联储的经历，恰好反映了人们在这一历史时期，对于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探索。《美联储货币政策史》为我们更好地了解货币政策体系的演进过程及其背后的逻辑，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 ——黄益平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许多人有一错觉，就是认定人类社会历来就有央行主导货币发行和宏观调控。他们没想到央行只是现代现象，人类历史长河中大多数时期既没有央行也没有宏观调控。美联储围绕货币政策的讨论历史可以清晰地告诉我们这一点，并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央行，把握住看得见的手。" ——陈志武 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

《中国经济史考证》分为上卷（1952年）、下卷（1953年），作为“东洋文库论丛”第三十四种出版，收录论文58篇，上卷21篇，附录《中国古田制研究》1篇；下卷37篇，附录论文5篇，合计收录64篇论文。这些论文研究的年代，上至周景王，下至清末，基本涵盖有文献资料记载的中国古代经济史，具体研究论题主要集中在汉、唐、宋、清四朝，内容涉及汉代的财政制度，唐宋的庄园组织、都市和草市的发展，宋代的货币、商业、户口，清代的货币、财政、盐法、定期市等等。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农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水利的兴衰，对农业的发展又有着重要的影响，不仅历代政府会重视水利事业的发展，作为区域社会的官僚和民众也会特别关注本地水利的建设，由此，水利史的研究成为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森田明教授是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专攻中国明清社会经济史。本书以清代水利史为中心，分别探讨不同地域水利设施的兴废，以及不同社会阶层对水利问题的态度和举措，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演变和发展的脉络。作者搜集并整理了很多罕见的方志和家谱等资料，发微探隐，以小见大，分析精深，见解独到，是海内外关于清代水利史研究的重要著作。

邊鎮糧餉是明代國家財政的一大負擔，邊防與財政危機可以説是一體的兩面。有人說「明代亡於邊防」，本書的結論基本上支持這個說法。本書所研究的時段，是嘉靖10年（1531）到萬曆30年（1602）這段期間。為什麼選1531-1602年間來研究？因為正好有5項系統性的邊鎮糧餉史料，可用來呈現九邊13鎮的軍馬錢糧數額，說明這70多年間，邊鎮糧餉的結構與變動趨勢。 （1）潘潢〈查核邊鎮主兵錢糧實數疏〉（嘉靖29年，1550），內有嘉靖10年與28年的九邊軍馬錢糧數。（2）魏煥《皇明九邊考》（嘉靖21年，1542），卷2-10有嘉靖18年前後的九邊軍馬糧餉數。（3）《萬曆會計錄》（萬曆10年，1582），卷17-29記載萬曆10年前後13邊鎮的軍馬錢糧。（4）〈楊司農奏疏〉（萬曆22年，1594），記載萬曆21年13邊鎮的軍馬錢糧。（5）茅元儀《武備志》（天啟元年，1621），卷204-8記載萬曆30年前後的13邊鎮軍馬糧餉。這5項史料提供6個時點的數據：嘉靖10、18、28年、萬曆10、21、30年。雖然是單年的數據，但已能呈現結構性的特徵與變動的趨勢。 以《萬曆會計錄》（1582）卷17-29為例，13邊鎮官軍與糧餉的編制，在萬曆初期（1570年代）有官軍人數近70萬，軍費高達8百多萬兩。這8百多萬兩，是萬曆6年太倉（國庫）撥給各邊鎮年例銀總額的2.57倍左右，是同年太倉銀庫收入的2.25倍。邊鎮糧餉對國家財政的耗竭，並不亞於錢穆所指出的3大項：內府、宗藩、冗官。 就1531-1602年間的軍事局勢來說，大約可分成2個階段。(1)明代中後葉北方俺答之大患，始於嘉靖10年（1531），息於萬曆10年（1582，俺答死，張居正逝）。(2) 1582之後的20年間，漢蒙雙方大致維持著均衡的局面。萬曆30年（1602）之後，北患就逐漸轉向遼東地區。 全書14章分3篇。首篇2章，綜述全書的主旨與結構、歲入歲出與邊防經費的比例。次篇10章，解說與邊糧相關的9項議題、綜合比較1531-1602年間的各項統計數據。第三篇2章，析述朝廷如何應付經費的限制、省思邊糧問題對明朝的關鍵性。書末的10項附錄，呈現4項統計資料、6項與邊鎮相關的背景解說。 這項研究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在審查嘉靖初期至萬曆後期的邊鎮糧餉情事，系統地陳列13邊鎮糧餉的諸項相關數字、解說歷年間的變化趨勢、分析各項影響因素、報告糧餉的限制與對策，最後提出總結與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