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学术界名家辈出，形成宋以来学术发展的又一高峰。究其原因，涌现大量史料，承袭清学余荫，沟通域外汉学，当在首要之列。治学须知大势，近代国际汉学界对中国认识的深化和中国学者掌握西学外语程度的增强，使得彼此得以沟通，渐成一有机整体。通过描述分析中外学界的交往关系，可以显现学术发展的状況趋势，并把握个人及流派在其中所处的时空位置，进而探寻新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正途大道。

《汉代婚丧礼俗考》讲述了：杨树达先生以“礼俗”为研究的对象，原意当包括礼仪制度与民间风俗，而其中的礼仪制度，自然与通常理解的政制不同，实是一种因“俗”而生，又制约着“俗”，与“俗”始终存在密切关系的“礼”。“礼俗”，是社会生活中特别值得重视的现象。然而，自五十年代以来，“礼俗”，似乎已经退出了社会科学常用语汇。 杨树达先生从《汉书》、《后汉书》等历史著作中摘引大量汉代婚丧材料，编成此书。可谓集汉代婚丧习俗材料之大成，其资料价值不言而喻。可为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实用的参考资料。

本书以经史之学为中心，通过关键论题、关键人物、关键著作的有机结合，从富于个性的视角探讨西力东侵、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近代学术变迁之大势：经学史学之更替、子学之凌驾经学、“汉宋之争”之折变、“国史”创制之新局诸端，选题新颖、论证严密、脉络分明，为近年来难得之佳作。其意义，一言以蔽之，为重建中国学术之学统，提供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教训。

本版由牛津大学发行于1991年，已经是第三版。所涉时代始自希腊化时代，迄于文艺复兴末期，两位作者可以说面面俱到，也提供了自古代至现代之前的扼要学术史。 《抄工与学者》勾勒了希腊拉丁文献传播的历史过程，揭示了古昔先贤在文献保存与传播方面的工作和影响，并从文本传承的角度展现了教育史、学术史以及文化史的一些侧面。

有些时候，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他想看的东西或能看的东西。我们看不出近代思想史有什么值得研究之处，有没有可能正是因为依现有的诠释眼光，无法掌握此一时代之复杂面貌呢？我们说乾嘉以后的思潮，“处处令人丧气”；可是当年谭嗣同却认为“千年暗室付喧豗，汪魏龚王始是才”。汪中、魏源、龚自珍、王间运，被谭嗣同认为是超越宋元明诸朝的人物，此与我们现在的评价岂非相去甚远吗？

本书为日本著名科学史专家与中国文化研究者桥本敬造的一部力作。作者通过和西方古典天文学的比较，解析了中国古代的星相世界，揭示了中国天文学的特色以及和占卜、五行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全书论述举重若轻，深入浅出，好读易懂，极富知识性，是值得一读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