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详细讨论了选择导师、阅读与写作参加学术会议、陈述报告、处理与导师的关系、建立人际关系网络、论文答辩和职业生涯规划等主题，针对研究生各阶段给出了详尽的学术建议，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

这部著作是对知识的清洗和质疑。它把“自然”的一个片段交还给历史，改造了疯癫，即把我们当做医学现象的东西变成了一种文明现象。实际上，福柯从未界定疯癫；疯癫并不是认识对象，其历史需要重新揭示；可以说，它不过是这种认识本身；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福柯从未把疯癫当做一种功能现实，在他看来，他纯粹是理性与非理性，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所产生的效应。

本书收文五篇：《历史意识与帝王意志》（曾收在杨国荣主编《思想与文化·第三辑》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历史的惯性与盛世的懵懂》（曾发表于《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后三篇《张之洞与晚清国运》、《中国人的夷夏之辨与西方人的“夷夏之辨”》、《杨国强谈晚清的绅士与绅权》均为作者口述，黄晓峰整理。 作者以通俗流畅的文笔勾勒出历史的脉络和潜在的线索，后三篇则以几个关键点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晚期社会的图景。

《王元化晚年谈话录》是一部反映著名学者、思想家、文艺理论家王元化先生生命最后岁月里思想状况、文化心态以及友朋往来情况的书稿。全书共计八万余字，由作者吴琦幸与王元化先生在2007至2008年的十余次谈话整理编辑而成，内容涉及王元化的家世旧闻、问学经历、革命工作、政治起落、学术研究、著述交游等，对王元化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三次反思”、与胡风事件的牵连，与海内外学术界的思想往还，他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学术风气、思想方法的认知和批评等，都有较为详尽的叙述和总结，并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材料。同时，该书也记录了王先生晚年的家庭生活、友朋交往，及其与病魔斗争的身心状况。 本书由著名学者林毓生先生作序。书后附有作者精心编撰的“王元化生平学术年表”和“后记”，以简要勾勒王先生的生平事业和思想历程，介绍作者与王先生的师弟之谊，谈话之事，帮助读者了解谈话的相关背景和所涉及人物、事件、书籍。并配有多幅王元化照片、手迹，以佐文字叙述，增添阅读兴味。

本书选收了余时英近年来讨论文化和思想问题的一部分文字。这些文字先后发表在台北和香港的报刊上，特别是《中国时报》、《联合报》、《当代》和《明报月刊》。 本书定名为《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是有原由的。1985年6月，董桥先生为《明报月刊》计划了一个“中国的情怀”专页，坚邀我参加一份，因此我便写了那篇《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此文现收入本书之中。但是全书涉及“中国情怀”的仅此一篇，为什么这四个字竟成为书名的一部分呢？这是因为本书所收的文化评论的文字都是在“中国情怀”之下写成的。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如果不是由于我的“中国情怀”在暗中作祟，这部书是不可能产生的。从前人都说，陶渊明的诗中，篇篇有酒，我这部集子中则篇篇都有“中国情怀”。 本书由沈志佳费力选编的余时英近年来讨论文化和思想问题的一部分文字。这些文字先后发表在台北和香港的报刊上，特别是《中国时报》、《联合报》、《当代》和《明报月刊》。 所谓“中国情怀”其实便是一种中国文化的情结。此情古人早已有之。李陵《答苏武书》所谓“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便已道出此中症结。李书虽伪，其情则绝不能伪。像我这样早年受中国文化陶冶的人，是不可能完全忘情于中国的。但是这只是文化上不能忘情，与现实政治之间并无必然的关系。本书所收文字中虽间有关涉政治的部分，然而其基本立场仍是文化的。文化包含了政治，同时也超越现实政治，这是本书的一个中心论点。

本书主要收录了张政烺先生文史领域的论文、随笔、信札等文章凡20余篇，主要考证历史掌故、文字器物、典籍文献等，如《汉代的铁官徒》、《讲史与咏史诗》、《<封神演义>漫谈》。这些文章无论长短，均就某一学术问题有感而发，考证谨严，体现了老一辈学者的治学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