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学纪闻》是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的力作。王应麟，字伯厚，自号深宁居士，学者又称厚斋先生，其一生著述宏富，除《困学纪闻》外，还有《汉艺文志考证》、《汉制考》、《玉海》、《集解周书王会篇》、《词学指南》等二十余种著作，约六百多卷。《困学纪闻》一书博涉经史子集，展示了其精湛的 考据学功力，确立了该书在我国古文献学史上的卓越地位，与《容斋随笔》、《梦溪笔谈》并称宋代考据笔记三大家。

《贞观政要译注》全书强调臣僚谏劝帝王的作用，置立以谏诤为内容的专篇，不仅要谏诤帝王，而且也要谏劝教导太子及诸王。从这个角度说，《贞观政要译注》一书就是吴兢通过树立唐太宗及其“贞观之治”的榜样，用以开导和谏劝唐中宗、唐玄宗及其后的继承者。吴兢也清楚地知道，臣僚的谏诤是和君主的能纳谏、“从善如流”相得益彰的，二者缺一不可，否则都达不到匡谬正误的作用。帝王之所以要臣僚谏诤，是因为帝王也会在处理政事时发生谬误；臣僚之所以应该谏诤帝王，除了应尽的忠诚之外，还因为帝王纵情淫乐、败坏法度、倒行逆施，以致“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正是因为这种君臣之间的共同利害关系，臣僚要随时匡正帝王之失，避免铸成大错，君得其国，臣保禄位，免致亡国破家之祸。从这种利害关系出发，唐太宗君臣励精图治，极力通过谏诤——纳谏这条渠道避免大的错误发生。虽然，作为封建帝王的唐太宗，在位期间也曾对纳谏有过不同的表现，但他留下许多可资借鉴的言行。他曾说过：“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这是他在谏臣魏徵死后所总结的，足见他对谏诤的重视了。吴兢在摘录唐太宗嘉言懿行的同时，也摘录了魏徵、王硅、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褚遂良、温彦博、马周、戴胄、孔颖达、刘洎、岑文本、姚思廉等四十五人与君主讨论政事的言行，而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是谏臣魏徵，最突出的内容是谏劝。

追寻中国人失落的想象力，山海经不可不读。 山海经是古代中国人想象力的集中体现，深刻并鲜活地反映了上古时代的各种传说。 《山海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珍品，集地理志、方物志、民族志、民俗志于一身，既是一部巫书，又保存了中华民族大量的原始神话。《山海经》开了中国有图有文的叙事传统的先河，它的奇谲多姿，形象地反映在山海经图中。尽管六朝和宋代以前的《山海经》古图已佚散不存，而现存于世的明清诸家山海经图中的畏兽异鸟图像，对理解这部天下“奇书”、认识远古社会及山川信仰，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作者从国内外现存的诸多古本山海经图中，精选出富有价值的古图并撰写图说，按照十八卷经文的顺序一一道来，在比较中追索山海经图的来龙去脉，阐发其文化底蕴，探讨其叙事风格，在山海经研究史和神话学史上独辟蹊径，具有相当高的价值，自出版以来，受到海内外读者和研究者的欢迎。 此番增订再版，选用的山海经图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图像来源从原来的10个版本扩充至16个，选图从原来的1000幅增加至1600多幅，奉献给读者的是可供阅读、欣赏，更加丰富多彩、更加有魅力的山海经图画世界。

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起头的《三字经》，作为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社会的蒙学读物中最为典型的一种，早巳家喻户晓，影响深远。 这本广为流行的小册子，其作者却并未因此而广为人知，以至于在当时就已无法确指。明代中后期已有人提及：“世所传《三字经》、《女儿经》者，皆不知谁氏所作。”(赵南星《味檗斋遗书．教家二书序》)宋人王应麟、粤中逸老、区逋子都曾被认为是《三字经》的作者(见王相《三字经训诂序》、陈灿《增订发蒙三字经序》及屈大均《广东新语》)，也有将《三字经》的成书看作有一个过程的，由王应麟撰，经区道子改订、明人黎贞续成(民国金陵大学油印本《三字经》)，不过这些都是后来人的见解。所以在《三字经》作者问题上，一般学者倾向于用“世传”、“相传”王应麟所撰的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