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选取上海1966-1976年的人口状况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是为承担上海“文革”社会生活史的整体研究搭建了一个深远地看到许多社会情状的背景。

本书是老共产党员韦君宜晚年的回忆录，是继巴金《真话集》之后又一本说真话的书。她在病榻上完成的这本书不是一般的痛定思痛，而是大彻大悟。韦君宜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她是那个时代中最有理想的激进青年，为了民族救亡，她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去了延安。半个世纪的风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使她忍不住拿起笔，用知识分子的良知来记述她所经历的时代。她的回忆是真诚的，她的反思带给人新的视角，给人以新的启发和教益。

1966年7月至9月，正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风行之际，25岁的北京徒工遇罗克，为了向社会公开其独立思考和向血统论发起挑战，伏案写下了著名的《出身论》等文章。30年岁月并没有封尘遇罗克思想的光华。 该书收集了现存遇罗克大部分遗作，重读其论著，仍能深切地感受到在温和的言词后对平等的竭诚追求。 遇罗克之所以能够“举世皆浊我独清”，与他被剥夺上大学机会，但仍在社会大学学习，并研读大量哲学、历史书籍有关。本书的回忆文章，再现了遇罗克在疯狂的年代中的觉醒之路、抗争之路。

能够从灾难中总结吸取教训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民族。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大悲剧，是国家民族的一场大灾难。但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国家主席刘少奇为什么被诬陷致死？ “接班人”林彪为什么要叛逃？煊赫一时的“四人帮”为什么变成了阶下囚？……本书都予以详尽研究解答。 该书理顺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混沌一团的历史线索：讲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剖析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失误、弊端、错误；揭露了“文化大革命”中形形色色的假、丑、恶现象；找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正确不能抗拒错误的原因；揭示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形成、发展、终结的历史必然。它对“文化大革命”作了一个较有说服力的论述，并以“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教育后人，是一部有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可读性很强的专著。

林昭死于“四人帮”暴力之下，她的死，是正义不灭的象征，是宣示一种思想力的高扬。她面临着种种选择，可以不死，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活下去的途径，可是她选择了死，为了真理，她抱着“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之志以赴死。她用死向后人投下了一句气贯长虹的誓言：“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刀她用死向后人证明她是正确的。她用死使残害者用尽方法要她屈服的一切图谋伎俩归于泡影！ 林昭有一股刚气，说准确一点，一副硬骨头。只要她认定的是对的，便从不回头，不论是她的亲属或好友向她陈说利害，哪怕说得唇敝舌焦，她毅然不为动，她只是义无反顾地咬定自己的观点之可更改。这不是别的，正是林昭最光辉的尊严处，人们纪念她，正是从哪里懂得了人的尊严的神圣准则。 林昭的案件是平反了，尽管不是说得那么彻底，但毕竟将她的冤情得以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