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镇》里写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是生活原形，有的还分别有好几个生活原形。着重描写了一个南下老干部，在和平时期的工作、生活，主要表现他是一个关心人、体贴人、乐于助人的正直忠诚的共产党员、一个党的基层干部的形象。

本书共四卷： 卷一・木兰歌 卷二・水龙吟 卷三・金缕曲 卷四・火凤凰 金庸：我读《张居正》 我读连载小说，尤其是故事性强的中国古典传统体裁的连载小说，常常是迫不急待的先睹为快，熊召政先生的近作《张居正》就是其中之一。这部篇幅巨大的历史小说，是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历史小说《张居正》简体字本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在内地同时出版，香港出版时改为《张居正传》）。由于我和这家出版社的历史关系，我有了一点小小的“特权”，当《张居正》还没有在市上出售之时，我已经可以先拿到手，津津有味的开始阅读了。我享受任何“特权”有一个原则，那是：“这项特权决不可妨碍、侵犯到任何别人的利益。”先读《张居正》，并不会使得这部书在市面上脱销，不会使得任何一位读者暂买不到，因而剥夺了他先睹为快的乐趣，如果任何特权违反了这个原则，我就决不使用，因为那是张居正所坚决反对，毕生努力对付的“豪强作风”、“恶霸行为”，我自己也是十分鄙视的。几年前，有位朋友在报上的小专栏中表扬我一件小事：我们二人去参观香港的书籍展览会，排队入场的人数很多，我们排了很久还是轮不到。我就说不排了，过一两天人少了些时再来。那位朋友问我为什么不使用“特权”，因为我是参展的出版社的主人，有“特权”可以不必排队，我说如果我不排队而先进去，就使得有一位读者不公平地被挤在外面，妨碍到别人的特权是不能用的。这是非常小的小事，根本不值得一提，也不能算是什么好事，但我觉得，这种“公正”、“反特权”观念，应当用在社会的任何方面。张居正“施政”实际上就是“居其正”三字。 朱�基就任国务院总理时，曾强调说，他这工作困难重重，明知前面有地雷，为了工作，应当不怕牺牲而踹下去。温家宝总理在人大会当选之后说，他决心将记得的两句话，作为工作的信条，那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这副对联是林则徐的，意思说，只要是有利于国家的事，必当全力以赴，个人的生死荣辱、进退祸福完全不在计较之中。我想当国之人，必须有这样的大丈夫抱负。回顾我国历史上的大人物，林则徐无愧于此，张居正在大关节上也能凛然而为。 历史小说不是历史，是小说。历史小说首先应当是小说，而其内容大体上不脱离历史。既然是小说，就应当有生动而紧张的故事情节，有丰富的人物，既有性格，又有内心生活，有他个性中情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有他的困难，他的坚强与软弱，他的迫不得已。 所谓大体上不脱离历史，不但物质生活不能违反历史规限，精神上与观念上也不能违反。历史小说虽说可以三虚七实，但这三虚也不能虚得过分。法国大仲马写《三个火枪手》，时代是法国路易十三、十四的朝代，武士可以用火枪，但不能用新式手枪，中国的历史小说，张居正不能用打火机来点香烟，家里不能开空调机，他虽注重法治、公道、反对大地主逃税，但不能有马克思思想。 熊先生是英山人，和张居正是湖北同乡。这部历史小说中对明万历年间的官制、社会生活等考证得很详细，我阅读时自愧不如，又很佩服，我相信他做了很多调查研究的工作。和他会面时，我曾向熊先生讨教关于李自成杀戮起义同伴的史实，以作为我修改《碧血剑》的根据。我自己对明史是有兴趣的，在我那篇《袁崇焕评传》中，我对张居正有很高的评价，我这样写：“从万历元年到十年，张居正的政绩灿然可观，在那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大国。那时欧洲的文人学士在提到中国时候无不钦慕向往……”我引述万历十五年时中国的重大成就，其中很大部分是张居正的功劳。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写《万历十五年》，选择万历十五年来代表中国制度上落后于欧洲，说主因是中国不以数字来管理国家。其实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去世还不过五年，张居正的善政还没有遭到败坏，以万历十五年的中国来和欧洲先进国家相比，中国还远远的走在前面。至少，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这些大城市远比伦敦、巴黎要更加卫生、干净和先进。 中国当时的主要缺点，不是不用数字来管理国家，而是明朝中央集权、君主权威至上的中国政治（明太祖手上建立的君主绝对专制），张居正重视“制度”、“法治”、“公平”，即使在封建统治下，也能很好地管理中国这样的大国。他注重“循名责实”，用现代的名词来说，大致上便是“实事求是”。《张居正》虽是小说，但比《万历十五年》这样的学术文章，更加真实，更加接近事实。 历史小说有“古为今用”的作用，但不能以“古为今用”作为目标而写小说，那有可能会牵强附会，勉强影射的作用。在文学上，“主题先行”的作风从来是不会成功的。要写主题，就清楚明了，直截了当地写一篇政治论文。 我欣赏《张居正》，因为作者选择张居正这样一个“实事求是”不顾个人成败，决心为了国家，反对特权，打击豪强，坚持制度与法治的人物，来抒写他的真实遭遇和感情，并不勉强将他推入现实的框子里，影射现实，反映现实。只能用现实人物来反映现实，古人就是古人，真实的抒写古人，就是很好的历史小说。――金庸

《茶人三部曲》以绿茶之都杭州的忘忧茶庄主人杭九斋家族四代人起伏跌宕的命运变化为主线，塑造了杭天醉、杭嘉和、赵寄客、沈绿爱等各具不同社会意义和艺术光彩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在忧患深重的人生道路上坚忍负重、荡污涤垢、流血牺牲仍挣扎前行的杭州茶人的气质和风神，寄寓着中华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坚毅精神和酷爱自由、向往光明的理想倾向。茶的青烟、血的蒸气、心的碰撞、爱的纠缠，在作者清丽柔婉而劲力内敛的笔下交织；世纪风云、杭城史影、茶业兴衰、茶人情致，相互映带，熔于一炉，显示了作者在当前尤为难得的严谨明达的史识和大规模描写社会现象的腕力。 故事发生在绿茶之都的杭州，忘忧茶庄的传人杭九斋是清末江南的一位茶商，风流儒雅，却不好理财治业，最终死在烟花女子的烟榻上。下一代茶人叫杭天醉，生长在封建王朝彻底崩溃与民国诞生的时代，他身上始终交错着颓唐与奋发的矛盾。有学问，有才气，有激情，也有抱负，但却优柔寡断，爱男友，爱妻子，爱小妾，爱子女……最终“爱”得茫然若失，不得已向佛门逃遁。杭天醉所生的三子二女，经历的是一个更加广阔的时代，他们以各种身份和不同方式参与了华茶的兴衰起落的全过程。其间，民族，家族及其个人命运，错综复杂，跌宕起伏，茶庄兴衰又和百年来华茶的兴衰紧密相联，小说因此勾画出一部近、现代史上的中国茶人的命运长卷。

《都市风流》内容简介：小说以北方某大城市的市政建设为中心，刻画了上至市长下至街道妇女的生态和心态，反映了当前城市改革的复杂面貌。市委书记高伯年近来政务家事都不顺心，未婚女儿高婕流产躺在家里，妻子沈萍以为是高的秘书张义民所为，女儿却说是她主动与别人所生。市长阎鸿唤年轻有为，决心改善交通，改建街道解决居民住房困难，总理叫市长去汇报工作又未通知市委书记，书记感到有种莫名的失落感。 普店街陈宝柱一家也命途多舛，父亲原是三轮车夫，母亲从良后抱了养子宝柱。“文革”中父亲成了造反派副司令，后来数罪并发被镇压。宝柱又因聚众斗殴被判两年，母亲羞恼成疾，半身不遂。好心的邻居杨大妈和在市政工程队的儿子杨建华，鼓起了宝拄重新生活的勇气。宝柱在工程队越干越出色，并拿出母亲以前的积蓄做工人的奖金。可是他以前参与抢瓜分赃50元的案子发了，不得不受到制裁；他的心还留在工地，大家希望他好好改造，出来后更好工作。 杨建华母子生活坎坷而自尊自强。杨大妈15岁时与高伯年结婚，解放战争中支前时还缴获过敌人的机枪。高伯年进城后却与年轻美貌的护土沈萍结了婚。杨建华从小没有见过父亲，“文革”中到内蒙兵团劳动，与知青柳若菲结婚生子，后落实政策柳返城回到富裕的家庭，他俩的婚姻也随之解体。杨建华在工程队工作很好，得到市长肯定，而市委书记高伯年却轻信诬告，派来调查组审查，引起工人不满。 柳若菲的哥哥柳若晨也因资本家家庭受到牵连，直到改革开放才到研究所当工程师，后又任副市长，并与原市委书记徐克的女儿徐力里结婚。但两人感情不和，原来徐力里曾与市长阎鸿唤相爱，为徐克反对未成，徐力里一直割不断对阎的感情。她任市政工程局总工程师，全力用于桥梁设计，突然她患癌症，仍设计了十几种凤凰桥立交桥的方案，却没被采纳，后来她不顾病痛终于设计出光明立交桥的最佳方案，并与柳若晨恢复了感情。

《穆斯林的葬礼》是从已出版的长篇小说中遴选的优秀作品，在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上，几代作家在不同的时期创作了数以万计的长篇小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们从业已出版的长篇小说中遴选出部分优秀作品，汇集成“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一次性推出。这些书目的选择，兼顾历史评价、专家意见、读者喜好，以及题材和思想艺术风格的丰富性，它们集中展示了新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伟大成就和发展变化，从文学的角度折射出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风貌。入选作品大都经过了时间淘洗，是可以流传的上乘之作。阅读或收藏，均富有价值。

《蒙古往事》2008年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2009年荣获内蒙古第九届索龙嘎文学奖，美国著名电影公司正在洽购电影改编权，《蒙古往事》是一部赋予草原雄鹰成吉思汗以形状和气味的文学杰作。《蒙古往事》：“自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这种广阔无边的空间中，瞬间在每一个小小的物体或表情上闪耀着，跳跃着，繁殖着，甚至游牧着。它们洋溢着诗意，与战争的大时间相比，生动得多，可爱得多。虽然小说的大体内容是我熟知的，但那些活灵活现的细节，唤起了我无限的幻想，使无数个历史的瞬间变得伸手可及。它们新鲜，温暖，富有磁性，它们不是般意义上的细节，而是升华到了诗意的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