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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 上来透口气
这两部小说都是从小人物着手,写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所思所想,两个男主人公都是那么可怜无助的夹缝中人。这样在生活中被挤扁了的人似乎根本无法承受什么重大的政治主题。奥威尔丝毫也没有宏大的叙事结构,声势浩大的全景画面,或铿锵或高亢的叙述语言。他要做的仅仅是把人物置于其特定的人文和社会环境中展开其故事,无论其环境是写实(《上来透口气》)还是虚拟的预言式(《一九八四》),在其特定的条件下都是可信的。于是,这两个小人物的故事成了某种重大主题与思想的载体,比任何宏大结构和叙事都来得真实和有说服力。这让我想起劳伦斯论小说的一句话:“任何东西只要是在自身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中,它就是真实的。”这是艺术的真实。奥威尔做到了。 你看《上来透口气》中那个胖乎乎的保险推销员保灵,看他那个乱哄哄的家,看他家所在的那个典型的生活区,看他周围的那些乌七八糟的新兴中产阶级,这些人构成了——天啊,英国人的大多数!就连这么普通的保灵都无法忍受生命的重负了,都要像只海龟一样浮上水面来透口气,可竟然发现无气可透! 你看《一九八四》中的那个倒霉的温斯顿,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靠偷情来“透口气”。看他周围的人包括分居的妻子那副可憎的面孔;看他供职的“真理部”和邻居“和平部”、“仁爱部”和“富足部”的所作所为——和平部负责战争,真理部负责造谣,仁爱部负责拷打,富足部制造饥饿;看那些人多么心甘情愿地造谣说谎,靠监视别人获得升迁机会。这些人构成了——天啊,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最终这样一个还有良心的人都心甘情愿地出卖并带着对偶像的热爱而死,这样的人类境遇还能残酷到什么程度? -
1984
摘录:有史以来,大概自从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上就有三种人,即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 这三种人的目标是完全不可调和的。上等人的目标是要保持他们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标是要同高等人交换地位。下等人的特点始终是,他们劳苦之余无暇旁顾,偶而才顾到日常生活以外的事,因此他们如果有目标的话,无非是取消一切差别,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这样,在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一场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斗争,其大致轮廓相同。 他们(上等人)就被中等人所推翻,因为中等人标榜自己为自由和正义而奋斗,把下等人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中等人一旦达到目的就把下等人重又推回到原来的被奴役地位,自己变成了上等人。不久,其他两等人中有一等人,或者两等人都分裂出一批新的中等人来,这场斗争就周而复始。 三等人中只有下等人从来没有实现过自己的目标,哪怕是暂时实现自己的目标。 从下等人的观点来看,历史若有变化,大不了是主子名字改变而已。 中等人只要还在争取权力的时候,总是利用自由、正义、博爱这种好听的字眼。 中等人在平等的旗帜下闹革命,一旦推翻了原来的暴政,自己又建立了新的暴政。 由什么样一种人来控制这个世界,也同样很明显。新贵族大部分是由官僚分子、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会组织者、宣传专家、社会学家、教师、记者、职业政客组成的。这些人出身中产薪水阶级和上层工人阶级,是由垄断工业和中央集权政府这个贫瘠不毛的世界所塑造和纠集在一起的。同过去时代的对手相比,他们在贪婪和奢侈方面稍逊,但权力欲更强,尤其是对于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更有自觉,更是一心一意要打垮反对派。 这最后一个差别极其重要。与今天的暴政相比,以前的所有暴政都不够彻底,软弱无能。 在本世纪中叶出现的所谓“取消私有制”,实际上意味着把财产集中到比以前更少得多的一批人手中;不同的只是:新主人是一个集团,而不是一批个人。 把等级社会永久化的问题却比这深刻得多。统治集团只有在四种情况下才会丧失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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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岁月
这部生动真实、引人回味的小说讲述了一帮英国人的故事。在大英殖民统治日薄西山之际的缅甸,他们相聚在欧洲人俱乐部,整日饮酒,以排遣内心那无法言说的寂寞。其中有一位约翰·弗洛里,他内心柔弱,深知英国统治毫无意义可言,可又缺乏足够的坚毅,不敢为自己的印度朋友维拉斯瓦米医生争取进入白人俱乐部的资格。而没有会员资格以及由此带来的声誉保护自己,医生所拥有的一切,将会毁于一名地方治安官无耻捏造的诽谤之辞。 弗洛里无意中爱上一个新来的英国女孩儿,令事态更趋复杂。他必须有勇气作出正确的举动,不止为了朋友,也为了自己的良心。 -
一九八四
《一九八四》是奥威尔的传世之作,堪称世界文坛最著名的反乌托邦、反极权的政治讽喻小说。他在小说中创造的“老大哥”、“双重思想”、“新话”等词汇都已收入权威的英语词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出“奥威尔式”(Orwellian)、“奥威尔主义”(orwellism)这样的通用词汇,不断出现在报道国际新闻的记者笔下,足见其作品在英语国家之深远。 “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有论家如是说。 -
巴黎伦敦落魄记
在这部受到相当重视、以其对贫困的真实而不动感情的描述而闻名的作品中,奥威尔叙述了一位不名一文的英国作家的冒险:他发现自己迅速陷入了两个欧洲大首都的肮脏的心脏。在巴黎是一个洗盘子的,他以生动的细节描述了法国豪华餐馆的不堪内幕。在伦敦,他遭遇了街头人们与慈善庇护所的烦扰世界。在他找工作、食物和寄居所的时候,他以一种经常是幽默和清晰的方式所讲述的他欺骗房东和跟当铺谈判的冒险,教给了我们关于贫困与社会的某种冷静的奥威尔式的真相。 在这部描写贫困生活的著名作品中,奥威尔向人们展示了贫穷的真正含义。主人公的霉运从所住的旅馆被一个意大利人偷窃开始,当时口袋里只剩下47法郎,这显然已经非常不妙了,“即便不是赤贫,也处于赤贫的边缘了”。聪明的读者或许能够猜测出,这必定是一个讲述生活水准每况愈下的故事,可却不曾料想,一开篇就会这般凄惨,不免要心生疑惑:后面尚有厚厚的几百页,居然真的能再穷下去吗?究竟还要怎样地存活?不错,奥威尔便把这种生活硬生生地摆在我们面前:拼死拼活地打工、当衣服、乞讨、接受救济……实在没得吃,就索性躺着不动弹,于是生活已不成其为生活,仅仅是保全性命而已。能将这种遭遇写得如此触目惊心又不失真实,非亲身经历所不能,所以说,奥威尔不单是观察者,更是体验者。这等生活,仅是依照原样叙讲已能令人多有慨叹,再经由奥威尔客观、深沉的笔触,自是格外地感动人心。 -
一九八四 动物农场
在20世纪的西方文学中,乔治·奥威尔可谓声名显赫。他凭着强烈的社会良知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生动地再现了极权主义盛行时的社会生活,被称为“时代的良心……过去几十年英语文学中最伟大的道德力量”。其代表作《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既是关于政治的讽喻小说,也是文学艺术的杰作。被翻译成六十多种文字,销售数千万册,并被作为英美大学的重要研读书目。他在小说中创造的“老大哥”、“双重思想”、“新话”等词汇都已收入权威的英语词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的形容词“奥威尔式”不断出现在记者笔下,足见其作品在英语国家影响之深远。此外,在世界各地几乎每年都举办大型的“奥威尔学术研究会”或“奥威尔电影纪念周”之类的学术活动。这一切构成了世界文坛中奇特的“奥威尔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