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是宋元之际著名学者马端临的重要著作，书的内容起自上古，终于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全书共348卷，分为24门，分别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三书都以贯通古今为主旨，故后人合之称为“三通”。“三通”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文献通考》是继《通典》、《通志》之后，规模最大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点校本《文献通考》，以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年）武英殿校刊本为底本，以余谦补修本（简称元本）、慎独斋本（简称慎本）、冯天驭本（简称冯本）、光绪二十二年浙江书局（简称局本）刻本为校本，并查阅《通考》所用的其它书籍，吸收近人校勘成果，凡校正讹误之处，于卷末写出校勘记。这样一部历史典籍的点校整理出版必将大大方便学界对《文献通考》一书的使用和相关领域的研究。

《晋书斠注》系浙江钱塘吴士鉴所著，共一百三十卷。此书是《晋书》注本中最完备者，为集注体，汇集各家旧晋书佚文，和清代学者卢文弨、钱大昕、王鸣盛、赵翼、洪颐煊、张熷等诸家校勘及考订成果，凡前人有关《晋书》的资料、议论、校语尽量收入，引书三百二十余种，前后二十余年，用力甚勤。编成《晋书斠注》。1928 年由刘承幹出资刊刻，所以他也列名为作者之一。是相关研究领域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此书过去印数较少，目前较难找到。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据民国十七年吴兴刘氏嘉业堂本影印出版。

我作为常务主编，与查尔斯・辛格(Chales Singer)、DJ．霍姆亚德(E. J. Holmyard)和A-R-霍尔(A. R. Hall)一起与这部著作发生关系，至今已有35年了。这部著作是按照英国一家领先的化学公司―帝国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简称ICI）――赞助的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其最初构思为5卷本，旨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囊括从人类文明发端至19世纪末的整个技术史。继而，作为唯一的主编，我负责 1978年出版的涵盖1900-1950年的后续两卷本的工作。牛津大学出版社作为学术著作的出版者，把这两卷本看作它成立500周年庆典的一部分。最后，包括整部著作的综合索引的最后一卷第皿卷于1984年问世。可见，这部《技术史》占据了我的大部分工作生涯。就我而言，对我在过去岁月里观察到的一些变化进行反思也许并无不妥。 帝国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对于这部厚重之作头5卷的支持，是具有卓识远见的赞助的一例。作为一家国际性的、以科学为基础的公司，它的活动是过去许多代人的成就促成的。它开始有些意外地意识到，一旦产生了需求，居然没有一本能供学者们在进行更专业的工作之前作为首选参考书的综合技术史。这部《技术史》恰如其分地用事实填补了这个空白，以至于除去一例之外，没有一部堪与其媲美的替代性著作出版过，这个例外就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不朽之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它向西方和东方学者同样揭示了新的世界。虽然这部书的第一卷在1954年问世，却仍然未完成，不过已经胜利在望了。极其遗憾的是，原来的5卷《技术史》完成之前，很少有这类发人深思的著作可以援用。也许我们将会在21世纪看到东西方的贡献都整合在其中的一部全球视野的技术史。然而必须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不单单是学术上的，欲使此类计划得以成功，管理人员的素养也是至关重要的。作为这部及其他著作的主编，我始终明白在多大的程度上应归于作者们，正是他们贡献了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创作一个个章节。但是，像音乐家一样，他们的努力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和谐的音乐，完全是建立在他们齐心协力的基础上的。 《技术史》这部著作分两批问世的原因曾招致人们的评论。当1950年着手筹划这部书时，在时间上，世纪的更替似乎剔罗辑上的终点。早年的经验主义为牛顿（Newton）的物理学、拉瓦锡（Lavosier）和道尔顿（Dalton）的新化学及工业革命所遵循。但是，19世纪后半叶不断有新的现象被发现（尤其在电学领域内），这种本质上机械的经典观点是不合时宜的。20世纪伊始，人们看到相对论的出现，随后不久是量子力学的创立。那时，人们发觉这不仅说明了难以与早期的研究相调和的态度变化，而且还要求向普通的读者引进难以掌握的艰深的理论概念。然而到1970年，局面有了一些改观。1945年原子弹戏剧性的突然出现，促使公众注意到原子物理中产生的理论和实用两方面的重大发展，并且新一代的读者已然成长起来，他们所受的教育至少对于这些新的发展给予了关注。因此，把《技术史》从1900年推进到1950年是与时俱进的。意味深长的是，在保持实质上同等研究水平的条件下，这半个世纪需要两整卷的篇幅，而至1900年的技术史则有5卷就够了。自1950年以来，技术演进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了，预期补充的两卷将把《技术史》延伸至今。可以想见，不仅对于当时存在的各个领域的重大进展，而且在微电子和计算机、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空间探索和研究、核动力、机器人等新领域，人们都必定会发现新的天地。 尽管这部《技术史》迄今未遇到竞争对手，它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成功的，即作为更细致的研究的基础，它提供了一份易于了解的文献来源，从而在技术史方面激起了人们的兴趣。有趣的是，这些研究已经显示出地域上的区分。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大部分地方，在技术上注重的是1922年建立的纽科门学会传统―所谓的具体细节进路。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因素的重要性得到充分的认识，但却是与技术创新直接相关的。然而在美国，近30年来，人们认为社会、政治和经济这些因素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毫无疑问，其部分原因是许多美国的科技史学家有着大学文科的背景和少许的工艺知识。然而，说得更严重些，在美国，20世纪的技术被广泛地看作美国的技术的同义语，却把世界其余地方的贡献大大抹煞了。值得高兴的是近一二年内有证据表明，年轻一代的美国技术史学家正在质疑这种内省的、狭隘的态度，而提倡一种更开明的研究方法。 这部《技术史》长期以来一直是标准的参考书，无疑反映了这样的事实：英语已经变成世界上最广泛接受的语言。此外，它的流传因为日文版、意大利文版的出现而增加了。我与T"K-德里（T. K. Derry）在1960年出版的《技术史》头5卷节本《技术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echnology），已经用这些文字和西班牙文、荷兰文面世。很荣幸，中国的科技史学家们现在认为应当把这部《技术史》译成他们自己的文字。我十分清楚这需要巨大的工作量，因此我感谢所有为此勇于合作的人。我衷心地希望，这部书在他们这个有着几千年不断的技术创新史的国家中所激发起的研究，将是无可匹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