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艰难而激荡的历史进程中，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经历了怎样的探索，又该如何面对“边缘化”的尴尬与痛苦？ 近代历史上汹涌而来的西方思潮，无论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何以在中国成为空谷足音，它们又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怎样的回响？ 当我们深陷世俗化的多元价值中，面对不可阻挡的物欲浪潮，该如何在这个世俗世界中维持精神世界的宁静与秩序？ 本书收录了作者近年来从事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成果，从四个方向思考“启蒙”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困境：一是回顾现代知识分子与“公共空间”在中国的成长历程；二是探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那些面临泯灭不彰之危险、但却值得珍视的思想传统；三是借鉴罗尔斯等人的理论，解读世俗世界中的正当与善；四是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反思过去一个世纪中“启蒙”所走过的历史进程。

“理查德.谢尔对于爱丁堡启蒙书籍的研究是我近十年所见最有价值的作品，尽管我的研究专长并非18世纪的苏格兰……我发现此书引人入胜，结构宏大严整、论述充分详明……从心灵、事业和艺术上，这本巨著从根本上赞美了苏格兰人的爱国主义和启蒙运动。”——James E. May，《18世纪苏格兰》 “这是一部杰作，这本书中列举的细节惊人的翔实，并且多层次鲜活地描述了作者、书籍、出版商、印刷者及在书籍流通过程中其他各种对象的互动关系。这是本非常有用的参考书，附有大量图表和参考书目。它同样也是本令人兴味盎然和激动人心的读物。”——Antonia Forster，《英国研究评论》 平装本序言 《启蒙与出版》一书问世后，广受欢迎和好评，令人非常高兴。与此同时，也发现了书中存在的许多错误，促使我虚心反省。我十分感谢朋友、同事和读者的评论，让我注意到这些错误，也感谢编辑允许我在平装版前面添加一段序言。 威廉·波斯维克·约翰斯顿（William Borthwick Johnstone）绘制过一幅詹姆斯·希巴德（James Sibbald）流通租借图书馆内部的虚构图画（现在保存于爱丁堡作家博物馆），看上去仿佛再现了18世纪80年代的情景，以致我没有怀疑那些识别画中人物的标志就将它复制到了书中。可是伊恩·辛普森·罗斯（Ian Simpson Ross）提醒我，背景里左起第二个人物（就像书的封面上复制的那样）实际上是亚当·斯密（与詹姆斯·塔西[James Tassie]为他绘制的著名圆形肖像画一模一样），画面底部的小字却把他标注成了蒙博多（Monboddo）勋爵；其实画面最右边的人物才是蒙博多，而不是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伊安·戈登·布朗（Iain Gordon Brown）也证实了这个说法，参见他在《出版季刊》第25期（2008年9月，第333—335页）中对我的书的评论。经过查证之后，我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因此，应该用同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人物的亚当（斯密）代替另一个亚当（弗格森）。 在作者说明的章节中，关于货币和汇率的内容我主要采用了约翰·麦考斯科（John McCusker）的数据，他是18世纪英国与美国的货币兑换方面的著名权威学者。这次为了出版平装本，他帮助修正了本书中出现的几个货币汇率数据。如第4页，1791年时的一个标准英镑在美国相当于4.44美元，而不是4.55美元。本书出版的2006年，一个标准英镑的购买力应该相当于1746—1770年间的105英镑或192美元，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相当于85英镑或154美元。在作者说明的末尾，提到约翰·侯姆（John Home）的剧本《阿尔弗雷德： 一个悲剧》的例子时说，原价的一个半先令大约相当于2006年的6英镑，这个地方应该更正为6.4英镑。当然，尝试将18世纪的英镑转换成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货币等价物时，只是根据当代的购买力进行粗略估算，因而随着判断标准的不同会有相当大的变化；举例来说，在描写约翰·亨特（John Hunter）的作品《外科医生》（the Knife Man，2005年）中，温蒂·穆尔（Wendy Moore）使用了英格兰银行的零售价格指数作为转换标准，结果得出了明显更低的兑换比率。 推出了精装版本之后，我才注意到遗漏了表一中的作者的一些作品，本来应该把它们加入表二即苏格兰启蒙运动作品的数据库（两个表格都出现在索引中）。其中包括乔治·查尔默斯（George Chalmers）的两部关于美洲殖民地的未完成作品： 《当前联合殖民地的政治记录，从定居至1763年的和平时期》第一册（伦敦，1780年出版）和《殖民地解放史导论》第一卷（伦敦，1782年出版）。有一部作品本来可能作为托马斯·布莱克洛克（Thomas Blacklock）的遗作入选： 《劝勉（paraclesis），或从自然及揭示出的宗教信仰演绎的安慰》。两篇专题论文： 其一的作者据推测是西塞罗，现已译成英文，其二是托马斯·布莱克洛克神学荣誉博士的原作（爱丁堡，1767年出版）。该书的题词是献给詹姆斯·比蒂（James Beattie）的，在讨论作者之间互相交换题词时（第141—142页），原本可以引用这段内容。另一部值得加入的作品是《慈善事业： 以期刊论文的方式》（伦敦，1797年出版），那是一部匿名作品，根据1798年6月2日威廉·理查德森（William Richardson）写给安德鲁·斯特拉恩（Andrew Strahan）的信件（保存于约翰·尼科尔斯（John Nichols）档案馆，感谢朱利安·普利（Julian Pooley）提醒我注意到它），现在可以确认其作者是理查德森。该书里面包含了进一步的证据，表明理查德森热衷于匿名出版（如本书153—154页讨论的），还有一个有趣的段落谈到了作者的“各种伪装”。相反，安德鲁·阿什菲尔德（Andrew Ashfield）告诉我，《自然和艺术作品中的基本美学原则探究》（表二中的no.347，在381页引用）一书不应该被加入作品数据库，因为版权页上显示的作者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son）不是表一中的那位苏格兰的多面手作家（英文短标题目录是这样记载的），而是同名同姓的都柏林艺术家，其生卒年份为1726—1798，而不是1746—1817。这个错误告诫研究出版历史的学者，必须去核查书籍的原文。由于数据库里的个别作品极其稀有，我未能做到全部查对，不过这个错误是找不到借口的，因为只要稍微看一下该书前面的传记性回忆录，就可以识别出作者的正确身份。 本书第12页评论说，1934年普瑟伍德·史密斯（Preserved Smith）的一部作品“可能是首先在题目中使用‘启蒙运动’这一术语的书”。但是詹姆斯·施密特（James Schmidt）向我指出，这个先驱的荣誉实际上属于约翰·格里尔·希本（John Grier Hibben）1910年的作品《启蒙运动的哲学》。我在167页叙述，根据我的数据库，在作品卷首使用作者肖像画的例子最早出现于1763年，那是托比亚斯·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的《续英格兰全史》（表二，no.67）推出第二版时，由方济各·阿利亚梅（Franois Aliamet）雕版制成的卷首插画肖像。在我能够查明的范围内，这个结论在作者、作品标题和画家方面都是正确的，但是根据詹姆斯·梅（James May）的记录，1760年斯摩莱特的《续英格兰全史》首次出版时，已经使用了这幅卷首插画肖像。类似地，罗伯特·弗格森的诗集在1799年出版时含有一幅卷首插画肖像（如191页的记述和171页的注释），但是罗伯特·莫里森（Robert Morison）和佩斯（Perth）的儿子在1788—1789年出版该书时已经使用过这幅肖像，而且质量要好得多。 关于《启蒙与出版》的印刷错误，我已经在网站上（http://long18th.wordpress.com/，2009年11月15日）揭载了更正的内容，用于回应大卫·玛泽拉（David Mazella）和埃莉诺·谢芙林（Eleanor Shevlin）在2009年10月整理的电子版“辅助读物”。各位读者如果发现其他错误，可以在我在网站上发布的文章后面以评论的形式提出，我将十分感谢。 读者们对《启蒙与出版》的热烈反响鼓励我相信，对于研究书籍出版、启蒙运动以及18世纪后半叶大西洋两岸英语国家历史的学生和学者，本书都是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我希望，平装版本可以让更多的读者接触到这部作品，让他们通过独特的表述方式，体会到苏格兰启蒙运动作品的创作和传播过程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最早和最好的人类历史”。本书强调在启蒙运动思想和价值观的产生和传播过程中，出版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试图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作品理解为作者与出版业工作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产物，不仅在苏格兰，而且在英格兰、爱尔兰和美国同样如此。 R.B.S.，2010年1月

卡尔·贝克尔是20世纪前半期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曾任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本书旨在研究启蒙运动思想的基本特色。 　　作者提出，启蒙思想家们并不像人们一般所认为的那样理性，而是以现代的思路重建了一座思想上的，有似于基督教神学奥古斯丁那样的天城。本书已成为思想史上研究启蒙运动的经典著作。

《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从思想史的视角梳理了包括后现代思潮、国家主义思潮、新左翼思潮、虚无主义思潮、反西方主义思潮等各种思潮，并对其源流、影响做了考辨，进而深刻指出：当今的中国只有继续沿着启蒙的路径，融入人类主流文明，才能巩固和发展改革开放的成果，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反封建、反禁欲、反教会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它发生在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的欧洲，是宣扬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体系的运动，这场运动作为深刻的思想文化革命，以启蒙理性主义冲击了几乎所有的思想文化领域，包括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等等，开创了启蒙时代的文化新气象。 启蒙运动最初发生在英国，而后发展到法国、德国、俄国、荷兰、比利时等国。

八十六年前，中国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就是五四运动。这场运动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弘扬民主、科学精神，八十多年沧桑巨变，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征途上阔步前进。今天，回顾历史，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无 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四运动期间，"民主"和"科学"的提出，切中了时弊。民主的对立物是专制，科学的对立物是迷信，这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遗留的恶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旗手陈独秀，在他创办的风靡一时的《新青年》杂志上喊出的最响亮口号，是民主和科学。专制与迷信在中国社会里有着盘根错节的巨大势力和影响，向这两个大敌全面宣战，需要极大的勇气。 然而，中国民众的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要求民主如果只停留在少数学者和知识青年的狭小圈子里，那么，不管议论如何激烈，仍然只是少数人的民主，谈不上真正广泛的人民民主。在五四运动初期，由于中国社会条件的限制，只能做到这样，但它是不够的，需要继续前进。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实际。这同样不是单靠少数人坐而论道就能解决的，需要投身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反复经受检验才能做到。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就是循着这个方向不断前进的。 因此，清理五四的文化遗产，描绘它的真实面貌，发扬它的优秀传统，评价它的千秋功过，揭示它的现实意义便织成了一项严肃而又富有魅力的历史使命，摆在我们面前。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来探索中国文化的奥秘，必须综合性地展现五四文化的发展过程。 于是，在近现代中国思想史领域独树一帜的著名学者、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以当代中国难得的立场明确、思想清晰的启蒙型思想家的眼光，为了让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直接与读者见面，同时记下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一些思考，在去年10月，向广大读者奉献了一本55万字的煌煌巨著：《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 这是一本国内目前最完整、最严肃的五四文选；这是一本有作者独特标准和眼光、意在继承五四精神的启蒙读物。新文化运动内容的深广和已经达到的高度，远远超出时贤的想象。 然而，长期以来，总有一些奇谈怪论不绝于耳："全盘反传统"！"科学主义"！"全盘西化"！民主与科学"并无有机的必然关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直面海内外对"五四运动"的种种指摘，作为一位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袁伟时呼吁：请读一读当时的文献! 思想终归要回到现实世界。为什么当代知识分子一讲到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绕开五四？袁伟时认为，五四奠定了中国现代思想的主题----科学、民主、人权，而且这一主题至今仍未完成，五四运动也是一次高扬"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思想启蒙运动，其持续的时间更长，影响也更深广。 《告别中世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新文化运动中思想领袖们对民主的内涵，已经解释得很清楚。科学讲的是以理性的态度认识、分析问题。科学的认识，本来就是不断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不可能完全认识终极真理。不能由某一个人说我是代表科学的，我是真理的化身，说反对我就是反对科学。所以说要好好继承五四启蒙精神，完成它的历史任务。 袁伟时将整个五四的文献分成十一个专题，表明作者对五四论题的基本概括，其内容包括政治、法律、民主、科学、新闻、青年、妇女、文学等方面。五四先驱们直言无忌，也没有染上以非学术手段解决思想文化和学术问题的恶习。 这些文献之所以值得阅读和研究，是因为准确地概括了任何国家告别中世纪的不可缺少的内容：打破思想镣铐，让民众成为敢于自由思考、自由言说的现代公民，这就是通常说的"人的解放"。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永垂史册，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敢于蔑视专制主义的传统，忠实地履行了这个历史任务。本书的前面有一个篇幅较长的绪论，较为详尽地阐述了作者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评价，以及编著本书的思路与目的。书中有袁伟时的十四篇文章，约十万字。这十四篇文章，实际上是思想文化辩论的结晶，里面贯穿了袁伟时对思想界、学术界对新文化不同观点的答复与回应。 袁伟时编著的《告别中世纪》一书，史料丰富，资料尽可能从最初发表的报刊中选取。其论述见解独特，分析鞭辟入里、批判一针见血，对于理解民主与科学的内涵，具有不可替代的启蒙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