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松伯爵的《翻译官手记》是最值得一读的关于1860年征战的一本著作，因为它或许是一本写得最为生动最为精彩的著作。 莫里斯·伊里松(Maurice Irisson)在1886年才出版了这本书，署名是埃利松伯爵。年仅20岁，他就陪同蒙托邦将军去了中国，当时的身份是翻译，不是中文翻译，而是英语翻译。因此，他负责与英国盟军的沟通与联络。在出版这本书之前，他等待了25年，目的是不想过于冒犯敏感的英国人，他在书中谴责了英国人想在军事和外交上独占鳌头的野心。总之，在这场对华征战期间，他们以远征军的领导者自居，在法国盟军面前盛气凌人，极力贬低法国人的形象。这也是一本完全是为蒙托邦将军的荣耀而写的书。 作者所展示的史实也是有待商榷的。他经常会拿史实自由发挥。尽管如此，埃利松伯爵的这本著作是一部笔调生动、引人人胜的文献。可以带着轻松快乐的心情阅读本书。 一定要读一下他初到上海时的那段叙述，以及他对这座中国城市的描写。他的《翻译官手记》中最出名的几个章节是关于圆明园大洗劫的，这几个章节更值得一读。夏宫受到中国数代皇帝的青睐，他重墨描写了被毁之前的夏宫，在专栏作者之中，做这种描写的作者为数极少。埃利松伯爵笔下的圆明园洗劫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片段，他的叙述诙谐风趣，洗劫的悲惨景象跃然纸上。其实，他嘲讽了法国人在洗劫圆明园时的混乱无序。 当然，他把洗劫的规模和法英联军的破坏缩小了，他没有谴责这些掠夺行为。但是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由一个专栏作者写的这部文献还是很珍贵的。

收入本书的文章，都有自己的角度。单篇来看也许不是历史，但合起来看，或许就是历史的某一维度。如把书中林蕴晖的《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非正常变动》和茆家升的《大跃进中的安徽官场和一个人的觉醒》连起来看，前者是史家大角度、全方位探讨“三年困难时期”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后者却是安徽一省个案的一个视角。王文华的《晋察冀解放区的“五月复查”运动》是写山西土改中的事；景凯旋的《一个革命话语的产生》，详细披露了《白毛女》这一经典话剧的创作全过程。 本书还要特别提到台湾学者徐宗懋的《1947年春：中外记者团延安之行》一文。当年国民党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怎样？徐先生以史家的笔法，提供了不少难得一见的细节。徐先生的优势是：身在放开“党禁”、“报禁”之后的台湾，能看到我们无法看到的史料。还有杨天石的《1949：蒋介石在日记中如何反省》、苏双碧的《吴晗：学者官员双重身份的悲剧》、李蟠的《喝过延河水的红小鬼阎明智》、雷颐的《森有礼的悲剧》等，都是十分可读的篇什，且又能发人深思。

不同于正史的宏大叙事，作者从小处着手，历史经由前辈回溯到久远的记忆，便有了一种血肉丰满的神秘和亲切。本书介绍的30幅版画均创作于19世纪，介于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多半出自那个时期的西方访客，画面上呈现了当时的中国，其中还夹杂着自从《马可波罗游记》问世以来，西方“中国热”中对东方的浪漫想象。版画涉及了生活中的多个方面：官府的晚宴、北京的灯笼铺、宁波的棉花田、广州的帽子铺、天津的游医等等……这些生动的细节丰富了我们所了解的历史。这30幅版画像一个个取景框，将我们带回至150年前的中国。

七十年代迥异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它像一个命运多舛的早产儿，经历了“四人帮”的横行和垮台，上山下乡、“批林批孔”、中越之战，这个年代的人们目睹了三大伟人的逝世，天安门事件，冤案错案的平反……连天的战火在我们眼前喧嚣，呼号声响了满耳，多少人，就在七十年代的怀抱里——出生或死去。那时候，我们的物质生活极端匮乏，但内心却被一种罕有的激情鼓舞着，我们喊革命口号，贴宣传标语，游行示威，搞大串联，高仰着头颅，向天空高高地举起了拳头。

孙中山崇拜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政治和文化产物，它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威崇拜的遗存和延续，又是国民党政权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刻意制作政治象征符号、藉以整合社会、巩固其威权统治的一大创制，也是国民党利用国人对孙中山的爱戴、崇敬与祭奠的社会心理，有意引导和设计成为个人崇拜的精神产物。本书进行深入解读，有助于理解孙中山符号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深化民国政治文化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