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 修订版后记 ------------- 这本书原来的名字叫《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1993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转眼六年过去，我又读到了一些权威性的新出版物，譬如原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原新华社驻大寨记者冯东书先生的《“文盲宰相”陈永贵》，等等。我发现本书第一版对陈永贵和一些事件的描写有不准确的地方，更有不充分的地方。这次有机会修订，也了却了我的一件心事。这个修订本的增删修改大大小小有五六十处，以字数计，大约在两万字左右。每改动一处，我都感到离历史的真实近了一步。但是我仍然不敢宣称我写下的东西毫不失真。特别是关于陈永贵文革期间在中央活动的情况，我所依据的材料零零碎碎，几乎毫无相互印证的余地。如果有一天，有关档案材料开放了，如果那时候还有机会再版，我相信这本书还可以离历史的真实更近一些。 我当过插队知青，在山区农村当过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带领和督促社员们学过大寨。我当时很认真，但我失败了。因此，共和国的这段历史也是我个人心中的一块“病”。我的这种经历也许能帮助我理解历史，也许会妨碍我认识历史。无论如何，这种影响作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注定是抹不掉的，并且会在本书的关注角度、侧重、选材、观点和笔调之中体现出来。我尽力超越这种局限，但我首先应该老老实实地把这一点告诉读者。 大概在1975年，北京农展馆举办农业学大寨的展览，我去看了。当时看到的主体内容，现在已全无记忆。但是我清晰地记得出门时见到的一张黑白照片。照片放得很大，那是一群大寨农民拿着书本从夜校中走出的景象。照片上的八九位农民咧嘴笑着，头上系着白毛巾，似乎穿着黑棉袄，背后是夜校的灯火。图片说明的大意是：大寨社员白天下地生产，夜晚上夜校学习政治，过着幸福的生活。我当时心中大动，一种很悲哀的感觉从心底翻卷上来。大寨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大寨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在这张照片上看到的是我自己和我们这代人的未来。那张照片中间的一位农民好象已入老年，我似乎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生命尽头的真相。我站在照片前边想，难道人的一辈子就要这样过吗？白天下地生产，晚上读报纸学文件？这就是我们奋斗终生所要争取的幸福生活吗？我不敢往下想。 我看到过无数关于大寨的照片，读到过无数关于大寨的介绍，这些信息或者模糊淡忘了，或者合乎逻辑地整理编排起来。惟有这幅二十多年前看见的照片，异常清晰地印在我的心底，不理会任何逻辑地闪烁着。 吴思 1999年1月31日于北京

1996年，《实话实说》主持人崔永元沉浸在一夜成名的兴奋中。“ 2001年，理想主义者崔永元身陷抑郁症的折磨里。 2012年，准历史学者崔永元对《人物》记者说，他找到了一条能够让自己生死与之的道路——口述历史。他说，这让他舍不得死。 在10年间，他全身心投入这份事业，组织采访团队采访 4000多位老人，留下10多万小时影像资料。他和他的团队在和时间赛跑，发掘老人们的历史记忆，去接近历史真相，也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档案资料。 本书深度专访崔永元，听他讲内心的理想与忧患，讲这个时代与那个时代，讲生活与慈悲，还有他愿倾其一生之力做的口述历史之事业。

從1949至1969年，陳寅恪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渡過他生命中最後的二十年，他晚年的生活狀況與心境，曾經引起學界「大做文章」，眾說紛紜。 本書根據大量檔案文獻和第一手的採訪資料，詳盡描繪了陳寅恪生命最後二十年的坎坷經歷，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史實，為讀者打開了一段塵封的歷史，從陳寅恪的生存狀態和人際著手，探索了他的內心世界，並以此分析、詮釋了陳寅恪晚年作品的內涵，提出了不少頗有說服力的見解。（摘自博客來網路書店）

《中国人的性格历程》从世界视野和历史视角两个维度出发，横向比较了中国人与韩国人、日本人、美国人以及犹太人的民族性格，纵向分析汉文化与满族文化、蒙古族文化的文化差异，探讨了满族等民族是如何在汉化过程中失去“狼性”的，剖析了中国人民族性格的“羊性”的起源。 中国人的“劣根性”曾经被认为是中国一切问题的罪魁祸首。从严复、鲁迅到柏杨、龙应台，中国人已经写下了无数批判国民性的文字。但是，百余年来，中国人的国民性似乎并无太多改观。 通过世界视野中对中国国民性的观察和历史视角下对中国国民性演变过程的剖析，作者认为国民性是可变的。是落后的制度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国人身上并没有“过滤性病菌”，要改造国民性，必须从制度方面去努力。

本书是中国新文艺大系参考书系一，全书共收集了十九篇专稿，作者都是当代知名的学者、研究者、作家。他们在这些文章中再现了自己的青春岁月，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定年代的真实情况。从真实性情上来说可称史料，而从文学性上来说可称绝妙文章。“联动”、“红成”、“串联”、“红鲁艺”、“革联”……我们将面对的是这一个个似乎远在千年以外的名词。

《大国海盗》是一部对中华海盗的全新解读，也是一部华人殖民的悲壮诗篇。当西方的海盗们在国家力量的鼓励和支持下，开疆拓土时，汪直、林道乾、林凤、郑芝龙、郑成功……这些所谓的中国海盗却不得不两面作战：一面迎击远道而来的西方同行们，争夺生存的空间；另一方面则必须继续面对来自政府的不断围剿。在皇权和西方同行的双重打击下，中国人虽然早在西方之前就开始移民海外，却迟迟难以发展出成熟的海外殖民地，并不断受到当地土著乃至后来者们的打压。 中国海盗虽然一方面痛恨政府的打压，另一方面却总是向往体制内的召唤，只要有机会能上岸当官，他们几乎可以立即舍弃海洋上的一切，反过头来把矛头指向昔日的同行。 其实，与其说作者说的昔日海盗的历史，不如说说的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海上角逐，借古是为了讽今，在作者的字里行间里分明透露着海上中国的无奈和悲伧，也因此，作者大声疾呼：凡是在海洋上无所作为的国家，注定是失败的国家，赢得海洋必赢的陆地更为重要。 祖先通过建造长城这样的人工障碍物，试图阻遏外敌的铁蹄，进而更是把大海当做隔绝陌生人的屏障。但是，依靠长城与大海这两个千年不漏的安全套，在面对这个充满了强暴荷尔蒙的世界时，真的就能保住中华民族的脆弱贞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