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汇辑整理校释汉伏胜、郑玄《尚书大传》，唐李鼎祚《周易集解》，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王引之《经义述闻》，廖平《今古学考》，及《大学衍义补》等历代经学名著，为读者提供一套大体完备的中国经学中基本读本。

序　言 每当有真才实学的学者离开，作为校长的心情是最纠结的。 朱维铮先生逝世转眼已经一年了。朱先生的离世，对复旦、乃至对整个学界都是巨大的损失。先生于复旦大学大力振兴人文学科的关键时期离世，我切实感受到了没有朱先生的复旦多了一丝寂寞和忧愁，复旦的发展太需要以朱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学者的建言、献策、指导和批判。 我对朱先生的学问，既没有能力、更没有资格来作任何评述，历史系的同志们要我为朱先生离世一周年的纪念文集写几句话，我只能谈一点我的感受。尽管我和朱先生的学科相距太远，但我和《人民日报》记者姜泓冰女士有着同样的感受：对于一位大师，我们外行“不必读懂他的专业贡献，更不必纠结于他的一言一行；对于一所大学，一个社会来说，这样一位认真读书，认真教书，认真做人的学者、教授的‘气场’，就是最宝贵的‘遗产’。”这种“气场”和“遗产”就是一种久违了的“士人风骨”。我认为，“风骨”至少是知识分子理想的生命存在方式的概括，并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朱先生的“士人风骨”首先体现在讲真话的巨大勇气。我和朱先生原先并不熟悉，论年龄他是我的老师辈，加之我是自然科学家，朱先生的学问对我来说太过深奥。因此，我只能以景仰的心情来阅读他的《走出中世纪》，从而来间接地了解朱先生。9年初，我从国务院学位办回来任复旦大学校长，为向朱先生请教复旦人文学科的发展理念而冒昧登门造访，领略大师风采。后来又在医院聊过数次，内容不外乎关于人文学科的治学之道和复旦的人文学科传统，以及关于中国近代科学史等等。每次谈话都获益匪浅，但感受最深的还是他的率真、求真、认真，乃至有些顶真的态度。他在《走出中世纪》一书中对如我这样外行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任何一种历史研究，那第一步都只能用力于讨论对象‘是什么’，然后才可能追究‘为什么’。”静心想来，我们所有学科的研究的第一步不都是在用力于讨论对象的“真”吗？然而，对于经历过连牛顿、爱因斯坦等的名字都不许提及，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物理原理都要猛烈批判的“文革”年代的中国人来说，都会深深体会到作为人文学者要做到这一点的特殊困难。还在“文革”的遗风仍相当盛行的年代，朱先生就大声疾呼：“不可以带着现在的感情，对历史做轻易的价值判断”，“有一种人习惯于红卫兵的思维方式，根本不看重学问，把学问当作一种工具，搞来搞去”，“我们现在有一批教授，就是当年的红卫兵，他们的思维还是当年的红卫兵思维”，……能够如此勇敢、不留情面地斥责学界的“红卫兵”，除了朱先生，恐怕很难找到同类。即便在今天，如此直抒胸臆的人文学者也不再多数。 朱先生说的都是真话，“真话”无非就是把握和传达了实际情况的本质，并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对象（或事件）的属性及其内在的因果关系，但恰恰因为这个简简单单的“真”字的潜在力量，反而使得要想说出真话者面临巨大的压力！其实，真话的逻辑非常简单，许多都是常识性的；在连常识都被广泛忽视的情况下，说些常识性的真话都会被看作是“另类”。难怪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的断言会成为名言。因此，编者将纪念朱先生的文集取名为《怀真集》是十分贴切的。 朱先生的“士人风骨”还体现在“为学术而学术”、毫无功利性的治学态度。我感到他唯恐我本能地以工程技术学科的观点来功利地看待人文学科，对我反复强调的观点是，“历史就是历史，它不是其它任何东西，它也不为任何功利的目的服务”，“历史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只是用历史来说历史”。我首次与朱先生面谈时他也表达了要“重拾纯学术大旗”的宏愿。他对我说：“纯学术很重要，它可以弘扬传统，启迪思想。当你讲历史用于功利目的时，那么它和技术一样是把双刃剑。”所以，在0年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我发出了“中国不出大师是因为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人”的感慨。 朱先生的“士人风骨”更表现在他对学术的诚笃，从不为服务于某种目的而“扯淡”。说真话固然很难，不说假话也还过得去，最为可恶的是“扯淡”。按照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哈里·G·法兰克福的阐述，“扯淡”的危害性远大于“撒谎”，因为“撒谎者”的内心还承认一个“真”的存在，而“扯淡者”从根本上漠视“真”的存在；“扯淡”是一种欺骗性的表述，但未到“撒谎”的程度，因而能规避因“撒谎”可能招致的道德上的谴责。在我看来，“扯淡”完全属于毫无道德的“工具理性”范畴；“扯淡”需要高超的技巧，因而“扯淡”在学界常常出现。以我的体会，学界的“扯淡”，表现不外乎“造神”和“造魔”。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造神”或“造魔”，都是“历史”为“现实”服务的体现，都是“学界红卫兵”的拿手好戏。 “造神”和“造魔”的目的几乎是完全是一致的，无非就是将“神性”赋予给被捧的一方，将“魔性”赋予被贬的一方，以这种欺骗性的手段来似乎“合情合理”地达到某种目的。朱先生深知其危害性，不仅自己从不“造神”和“造魔”，还不时地呼吁“不要用习惯性的思维和语言去造神”，“造神运动可以休矣”，……。 在我看来，现如今“神话”不断破灭，信者大不如前。因此，当今更要警惕的是“造魔”。因为“造魔”的手法就是在被评论对象的头上先摁上一顶可怕的“帽子”，随后就可以在“政治正确”的保护伞下对被评论对象肆无忌惮地进行批判、贬斥、威胁，从名誉上搞臭，乃至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依我在和朱先生的闲聊中积累的认识，我相信他会同意我的看法，如若今天他还在世，他一定也会呼吁“也不要用习惯性的思维和语言去造魔”，“造魔运动也可以休矣”！ 虽然大师已然远去，朱先生给我们留下的“士人风骨”，就是复旦学术求“真”精神和复旦学术传统的生动写照，我期待朱维铮先生所代表的“复旦学术的一面大旗”永远在复旦高高飘扬！ 杨玉良 3年2月21日 作者简介 杨玉良，复旦大学教授，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音调未定的传统》分为“述史”“记诤”“通论”“分论”“另说”五部分，全书是朱先生对“现状信而犹疑，将信犹疑的心态体现”。其中“述史”“记诤”，是对自居得天命的君主，对自许知天命的智者，通过比照他们的环境，学养和言行的复杂关系，试图从中揭示晚清历史的部分真相。“通论”和“分论”则是对中国传统的反思和解读，旨在廓清传统，认识传统。“另说”则解答了当下沸沸扬扬的“大师”为何？谁可堪称中国文化的大师？尤其对海内外热衷表彰的大师，去伪存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