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着重发展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观点，着重探讨了“五四”以来受过西方新思潮洗礼的现代作家、评论家对中国文学“新传统”的建构，评点“新传统”的建设者和继承者的功过得失，高屋建瓴，卓见迭出。 《新文学的传统》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说起施蛰存，对中国文坛有所了解的人大都不会感到陌生。从30年代开始，施蛰存先生即著有《将军的头》、《梅雨之夕》、《灯下集》等小说、散文多种。他尤以写心理分析小说著称，代表作就是《梅雨之夕》、《春阳》等篇，着意描写人物主观意识的流动和心理感情的变化，追求新奇的感觉，将主观感觉融入对客体的描写中去，并用快速的节奏表现病态的都市生活，成为中国“新感觉派”的主要作家之一。本书选录了他精彩作品的一部分，让我们在他那动人的诗篇中感受这位“百科全书式的专家”的魅力。

本书是一部别开生面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精彩之作。全书分三部分，分别是：（1）渴望现代：“五四”的西方主义和日本主义；（2）重思现代：京派；（3）炫耀现代：上海新感觉主义。民国时代对现代主义的理解呼唤了一种地区、全球语境相互交织的多元背景。文化争论、政治纷争和社会动乱等不断变化的地区语境塑造了现代主义，同时帝国主义推动下的全球文化经济潮流也参与了现代性的塑造。这种地区/全球连接最为明显的显现即是半殖民地性。这是一种多重外国势力对中国进行多层次占领的政治方式。为了自身的经济和政治目标，这种种的外国势力在中国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 作为我们所处的后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新殖民时代的标志即是：西方文化霸权将西方自身定位为终极价值的裁定人。同时，新殖民时代的被殖民者又反过来将这种定位内在化，从而使文化霸权的可能性得以实现。无论是在“五四”一代西方主义的现代主义之中，还是在京派的文化普遍主义那里，亦或是在新感觉派这里，都市西方的视角都参与其中。京派思想家发现中国文化复兴在战后欧洲流行的文明话语中占有相当的合法性。与之相区别，西方主义者对中国传统的彻底否定采取了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新感觉派既不号召否弃传统，也不呼唤有限度地复兴传统，而资本主义现代性是唯一需要他们考虑的因素。 在中国作家遭遇西方现代性之时，一旦作家们去除掉传统的保护层，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可被用来代替传统以发挥中介作用。西方主义者通过对自身必能赶上西方的确信来想象一种平等。京派思想家在西方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对西方进行一种有限度的批评，新感觉派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看做是不可改变的既定现实。这三种与西方协商的模式构成了三种重要的进程。如果被加以利用，它们将在以后的岁月里成为进一步反思中西关系的基础。

“现实主义”，最初是作为一项文化变革的工具被引入中国的，但它的美学前提与它所承诺的社会使命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现实主义的限制：现实主义的限制》这部专著从这一角度入手，首先以“知识考古学”的方式检讨了“现实主义”在中国被使用的情况分析了其特殊的接受历史；继而，作者又以鲁迅、茅盾、叶绍钧、张天翼等作家的作品为样本进行深入的文本阐释，关注小说叙述中种种有争议的、断裂的层面，从而揭示出作为一种“形式因素”的现实主义在小说中的渗透、变形，以及由此激发出的独特的美学可能性。书的最后探讨了在一种新的集体主义话语面前，现实主义的终结。

本书作者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号尚武，四川乐山人。幻年受家塾教育，1914年东渡日本留学。1918年开始新诗创作，并组建夏社、创造社等文学团体。1926年随革命军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后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抗战期间，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9年7月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等职。著作甚多，后编为《郭沫若全集》“历史编”八卷（人民出版社版）和“文学编”二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本剧本有特色和性格，体现作者的深厚文学功底。值得一阅。

《周作人:中国现代性的另类选择》将周作人的美学构建纳入整个中国现代性的话语版图中，基于详尽的文本分析以及文本与历史语境的勾连，呈示出周作人的文学写作背后的美学建构，辨析其与“五四”话语的合作、冲突乃至断裂。在英语世界中，《周作人:中国现代性的另类选择》是迄今为止关于周作人的最完整的综合性研究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