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写”像茅盾那样的“红色经典”作家？如何重写“革命”文学？这在当下思想与文学话语几乎被“全球都市性”主宰时，是有关拯救历史和记忆的重要课题。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回到历史”，将作品细读与跨学科批评相结合，在1920年代末上海烂漫颓废的市风景线上展示小说中一系列“时代女性” 的画卷，揭示出茅盾重构“革命”之旅，交织着世界主义与国族想像、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妇女解放与性别政治之间冲突与交融的复杂脉络。 此书对于茅盾早期小说从《蚀》到《虹》的研究，着重分析女性形象塑造与进化史观、叙事结构的关系，描述新文学“长篇小说”的形成与展开过程。通过文本细读与复杂历史脉络——革命与都市、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妇女解放与性别政治、五四与鸳蝴——的浓描细写，给茅盾及其作品做出新的诠释。 所谓小说形式的“现代性展开”，即通过对小说叙事诸要素——人物、情节、结构与修辞——的历史化追溯和比较，指出茅盾对“时代女性”塑造的“陌生化”成就。正如他声称的，其小说的读者对象是“小资产阶级 ”和“城市青年”，而“时代女性”既以都市日常生活的“新女性”为“ 模特儿”，却召唤革命的“幽灵”，在形象塑造上深受左拉、莫泊桑、王尔德、陀斯妥耶夫斯基等欧洲“现代主义”的影响。

《虹》是茅盾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的第一至第三章，初次刊载于一九二九年六、七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六、七期。全书于一九三○年三月由开明书店出版。
本书根据一九六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茅盾文集》第二卷中所收的《虹》排印，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出版的单行本。
小说描写了青年知识分子梅行素女士的生活经历，反映了“五四”到“五卅”这段历史时期新旧势力和新旧思想的矛盾与

《子夜》中描写了以吴荪甫为代表的各个民族资本家，他们在各自的环境挣扎和奋斗，但最后都没有逃出悲剧下场。在这些众多人物中，吴荪甫是悲剧色彩最浓重的一个。在与其他民族资本家的关系中，他表现出刚强自信。挤垮朱吟秋、吞并八个日用品工厂，显示了他的魄力和野心；在与帝国主义卵翼下的买办势力的代表赵伯韬的关系上，他又表现为倔强好胜、冒险大胆；在与工人和农民的矛盾关系上，他又以种种手段镇压和分化他们的反抗，表现出极度的凶残与阴险。就是这样，也没有逃脱赵伯韬等对他大规模的经济封锁，以致走投无路，几近自杀。 通过吴荪甫的人物形象，揭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悲剧命运，展现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初期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阐明了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不可能走上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同帝国主义及官僚买办的斗争中，最后只能以悲剧为结局。人物形象丰满细腻的描写展现了一段广阔的历史画面。故事发生在中国社会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压迫与反抗的斗争让人们看到并坚信：中国社会革命的蓬勃发展和光明的即将来临。

《子夜》写了三个方面：买办资产阶级，尽族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三者之中，前两者是作者与有接触，并且熟悉，比较真切地观察了其与其事的；后一者则仅凭“第二手”的材料，即身与其事者乃至第三者的口述。这样的题材的来源，就使得这部小说的描写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部分比较生动真实，而描写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的部分则差得多了。至于农村革命势力的发展，则连“第二手”的材料也很缺乏，我又不愿意向壁虚构，结果只好不写。此所以我称这部书是“半肢瘫痪”的。

《蚀》包括三个略带连续性的中篇：《幻灭》、《动摇》、《追求》，以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动态和生活经历为题材。《幻灭》写的是革命前夕的上海和革命高潮中的武汉。女主人公章静情感脆弱而富于幻想。她缺乏斗争的勇气；意志软弱。她对生活容易燃起希望，也容易感到失望。章静讨厌上海的喧嚣和“拜金主义化”，在读书和爱情两方面都感到了幻灭。为革命形势所鼓舞，她到革命中心的武汉。她换了三次工作，但是每次都“只增加些幻灭的悲哀”。章静抱着这种脆弱的感情和幻想，寻求个人心灵的寄托和安慰，结果是一次又一次地感到幻灭，这些都反映了革命浪潮冲击下某些知识分子共同的特点和命运。 《动摇》写的是大革命时期武汉附近一个小县城的故事。作为革命联盟的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方罗兰，在革命形势急剧变化的时候，动摇妥协，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他知道混入革命内部的胡国光的罪恶而不敢揭露和斗争。他害怕人民群众的力量。当革命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不但束手无策，而且为了个人的安全而决定离开革命。胡国光是一个“积年的老狐狸”，他利用种种卑污手段混进革命阵营，用伪装的革命面具掩盖自己的投机破坏行为。关于革命者李克，用墨不多，但多少勾勒出了他的敏锐果断、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当革命危机已经显露的时候，李克以特派员的身分来到这个县城，是他指出了这个县过去工作的病根，是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说服那些被胡国光所欺蒙和煽动了的群众，是他当革命遭受了失败，把革命的武装力量转移到南乡去准备继续战斗。正是由于这些斗争生活的反映，由于李克这个人物的出现，《动摇》成为三部曲中低沉气氛最少的一部。 《蚀》的第三部《追求》，如茅盾在《读〈倪焕之〉》中所说，意图在于“暴露一九二八年春初的知识分子的病态和迷惘”。其中所写的人物，在革命高潮期间都曾有过一度的昂奋，当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候，他们既不肯与反动派同流合污，但又囿于阶级的局限，认不清自己的正确道路，故虽各有所追求，而最终都不免于失败。张曼青的“教育救国”和王仲昭的“新闻救国”的道路没有走通；章秋柳只能在官能享受的自我麻醉中毁灭着自己，也毁灭着别人；另一人物史循，则由怀疑、颓废以致求死不得。“理想与事实不相应合”，是这些人在“追求”失败后得出的共同结论。

《子夜·林家铺子》包含了茅盾的《子夜》和《林家铺子》。《子夜》初版印行于1933年，引起强烈反响。翟秋白曾撰文评论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历史的发展证实了翟秋白的预言。出版至今，《子夜》不仅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并且被译成英、德、俄、日等十几种文字，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晌。日本著名文学研究家筱田一士在推荐十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巨著时，便选择了《子夜》。他认为这是一部可以与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相媲美的杰作。 《林家铺子》以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争前后的江浙农村为背景，那时外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经济侵略；内有国民党官吏的敲诈，地主高利贷的剥削，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小说透过林家铺子的倒闭，反映了民族商业破产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