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在充分挖掘圣约翰大学档案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和口述资料，穷数年之力，完成了这部50多万字的《圣约翰大学史》。这部著作将圣约翰大学的历史放到中西文化交流和上海城市社会变迁的双重背景下加以考察和论述，采取纵向与横向并举的方式来展现圣约翰大学从一所普普通通的洋学堂发展成为一所学子趋之若鹜的顶尖名校的历程。纵向研究，意在展示圣约翰大学从创校到最终被裁撤的特殊轨迹及其阶段性；横向研究，选择圣约翰大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关键性的层面，如管理系统与管理实务、系科结构与课程体系、英文教学与国文教学、校园与校风、社团与刊物、教员与校友风采等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借以说明圣约翰大学的独特性，以及圣约翰大学之成为顶尖名校的深层原因。

《上海史研究译丛》精选当今海外一流学者有关近现代上海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可读性和学术性兼具，并由国内专家翻译。海外学者以独特视角、独有材料和独到见解，对上海历史作出有别于以往的解读，内容涉及上海道台、警察、妓女、工业家、侨民、同乡会、救火会、苏北人等众生相。 本书分“现状和趋势”、“名著解读”和“名家剪影”三编，分别就海外上海学的研究概况、主要名著和重要名家作了全面、细致的介绍和评析，并且还附有海外上海学著作目录、论文目录、英文博士论文目录，可以说是一本翔实、权威，既有理论探讨，又有个案分析的书。

由于租界的存在，近代上海在文化上产生示范效应、缝隙效应、孤岛效应与集散效应，使得上海城市文化特性呈现两极并存特点，世界性与地方性并存，摩登性与传统性并存，贫富悬殊，高度分层，有中有西，有土有洋，中西混杂。 本书从异质文化交织的角度，从市政格局、人口结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交往、婚姻状况、娱乐休闲、语言变迁诸方面，综合研究了近代上海社会生活。书中对于异质文化交织的特别现象，如中西之间既有矛盾冲突又有协作和融合，中外通婚、混血儿、学习外语热、洋泾浜外语、公园、西洋人歧视华人等，予以特别的关注。 本书视野宏阔，见解独到，资料翔实，分析细致，文字生动，在众多的上海史著作中，自成一格。

全书除了绪论、小结，分为十九章，凡64万字。第一章，回溯明末清初西学传播情况，及其对晚清的影响。第二章，述鸦片战争以前，西学在南洋及广州等地传播情况及特点。第三、四章，述鸦片战争以后至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西学传播的内容、影响。第五至八章，述新式学校包括教会学校与西学传播的关系，重点解剖了同文馆、广方言馆和格致书院。第九、十章，述报刊与西学传播的关系，解剖了《万国公报》和《格致汇编》两个典型。第十一至十三章，述出版机构与西学传播关系，重点分析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广学会的情况。第十四至十六章，论述传教士中传播西学的三个代表人物，即傅兰雅、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贡献。第五至十六章，研究的时间都以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为主。第十七至十八章，述二十世纪初年，即庚子以后、辛亥以前西学传播情况，对通过日本转口输入西学的内容与影响着墨较多。第十九章，综论西学传人以后的；中国社会的几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反应。全书章节编排，兼顾到历史逻辑与西学传播内在机制两个方面。书中附有35份统计表格，包括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传播西学录要、受西学影响伪明清学者录要、不同时期西学书刊目录和数量分析、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广学会等机构出版西书目录、不同时期翻译出版西书的机构目录等。 作者在西学资料的搜集方面，下了很深的功夫。除了查阅收藏晚清西书丰富的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等国内重要图书馆，作者还利用出国作访问研究的机会，查阅美国加州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图书馆，特别是利用了一些重要的档案资料，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所藏的傅兰雅的私人档案，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所藏的关于来华传教士的图书和档案资料，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理雅各从东方带回英国的各种图书，上海亚洲文会发起人伟烈亚力在中国搜集并带回英国的大批中译西书，使得此书的资料基础非常扎实，也使得建立在这样资料基础上的理论分析，全面而中肯。 本书对西学东渐史上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重要人物、事件的研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作者介绍了此书的研究对象与学术界研究概况，对这课题的研究动态进行了学术清理，指出了此前研究的成就和不足，存在问题的原因所在，阐明了本书的研究重点。书中认为，对于晚清西学东渐史这一课题，学术界对此课题已有不少研究，有了不少成果，但从总体说来，个案研究多而综合研究少，零散研究多而系统研究少，存在许多空白和薄弱环节，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一段、从庚子事变到辛亥革命一段，研究更少。作者对晚清西学东渐史的阶段划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分为四段，即1811-1842，1843-1860，1860-1900，1900- 1911。对每一阶段西学传播的机构、人物、西学书刊的数量、西学内容、传播特点，都有数量统计和内容分析。对于西学在晚清中国传播的走势，作者通过翔实的资料，清晰的数据进行了分析。书中指出，从1811年马礼逊在中国出版第一本中文西书，到1911年清朝统治结束，首尾100年，中国共翻译、出版西学书籍2291种。四个阶段中，以年均翻译西学书籍(不包括纯粹宗教书籍)计算，第一阶段，年均1种；第二阶段，年均6种；第三阶段，年均14种；第四阶段，年均145种。前三个阶段，年均译书种数成几何级数增长，第四阶段，年均译书数量猛增为第三阶段的10倍以上。由此可见，晚清中国输人西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急速增长趋势，20世纪初达于极盛。以传播西学主体而言，第一阶段，基本上是西人的事；第二阶段，西人为主，少量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其事；第三阶段，西译中述，中西传播机构共存并进；第四阶段，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主体。这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西学传播过程中，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由附从地位升为主导地位。 本书对于早期传教士在南洋传播西学的研究，对五口通商初期西学传播的研究，对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傅兰雅、李提摩太、林乐知、格致书院、《格致汇编》、广方言馆等人物、机构、杂志的研究，或填补了重大空白，或对此前研究有重要推进。作者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对晚清西学传播的全过程，·进行了分析，包括传播主体、受传对象(受众)、传播媒介、译书方式等因素对西学传播效果的影响，对晚清西学东渐的了解世界、求强求富、救亡图存、民主革命、科学启蒙这五大主题逐一进行了讨论；对于传教士与西学传播这一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书中认为，传教士与西学传播、宗教与科学的关系，远比人们传统的印象要复杂得多，从历史的长时段看，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科学结论以其严密的逻辑。历试不爽的实验，为社会普遍接受以后，宗教也会调整教义，适应科学。对于不同的教派、不同的差会、不同的时期传教士与西学传播的关系，更要具体分析。 本书的绪论部分，曾被译为英文，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翻译学研究》杂志(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1996．1)上发表；关于五口通商时期的内容，曾被译为英文，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上发表。 本书获得院科研成果(1993-1994年)特等奖；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994-1995年)著作二等奖；获得华东六省一市优秀政治理论读物二等奖。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ISBN：9787300129587，作者：熊月之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