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史学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几乎每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政权，都有人为之撰写历史。同样，早在一千多年前，封建史学家们也撰写过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的专史（国别史），可惜先后散佚，至今还没有人重新为它们分别撰写历史。推其原因，一是隋唐以后历代封建史家对十六国的历史不够重视，认为十六国时是“五胡乱华”的黑暗时期，这些政权是“僭伪”之国，不值得去为它们撰写历史。即便是撰写通史，对它们也是寥寥几笔带过。二是由于十六国时史官所撰的各国史书，均先后散佚，这给后世撰写十六国国别史造成了极大的团难。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广大的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开创了我国史学繁荣的新局面，加之，建国三十多年来，全国各地相继发掘了大批珍贵的文物和古籍，使撰写十六国国别史成为可能。一九八二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杨伟立同志撰写的《成汉史略》（四川通史丛书之一），首先为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作出了努力。 本书主要是叙述十六国时在西北建立的南凉、西秦两个政权的历史。为什么要将这两个政权的历史合起来撰写呢？第一、是这两个政权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由在曹魏末至晋初从大漠南北迁入我国西北地区的鲜卑族所建立；而建立这两个政权的鲜卑族都不是纯粹的鲜卑，一是主要融合了匈奴族的秃发鲜卑，一是主要融合了高车人的乞伏鲜卑。两个政权建立时间相差十二年，南凉建立时间晚，存在时间也短，最后亡于西秦。因此，他们所处的时代、整个西北地区的形势均大致相同。甚至两国的政治制度、社会性质和意识形态亦均有相似之处。第二、南凉与西秦两个政权关系密切，几乎难以分割。他们一个在河西，一个在陇右，相距不远，而且乞伏鲜卑最早臣属于秃发鲜卑，乞伏鲜卑建立西秦政权后，一度为后秦所灭，乞伏氏王族投奔南凉。后来，西秦复国后，又灭了南凉，原南凉领有的河湟之地遂为西秦所有，一直到西秦灭亡前夕。第三、有关两国史料大都散佚，要单独叙述他们的历史比较困难。基于上述三个原因，我们将南凉与西秦的历史合起来撰写。南凉秃发鲜卑迁入河西较早，而亡国在前，故先叙述南凉史，再讲西秦史。 撰写南凉、西秦历史，最大的困难是史料问题。十六国前后有关南凉、西秦的史书，即《托跋凉录》、《西秦记》、《十六国春秋》等，均先后散佚。目前所能见到的关于两国的史料，主要是唐代房玄龄等所撰《晋书》卷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记》、《魏书》卷九九《秃发乌孤传》、《乞伏国仁传》以及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有关部分。此外，还有宋代类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所录崔鸿《十六国春秋》的一些片断。而现存的三种《十六国春秋》均为后人所撰[1]，只能作参考之用。同时，因两国建国时间短，存留和发掘的地上地下文物也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撰写两国历史，只好利用现存的《晋书》、《魏书》、《通鉴》及北宋类书所引的《十六国春秋》了。《晋书》载记三十卷，是“兼引伪史十六国书”[2]，故在十六国史书散佚的情况下，此书就成了最重要的资料。北宋司马光等修《通鉴》时，崔鸿《十六国春秋》及《纂录》可能还存在，故《通鉴》保存了许多《晋书》载记没有的资料，也可作信史引用。至于《太平御览》等类书引《十六国春秋》的资料，除个别字句有错讹外，均系《十六国春秋》或《纂录》原文，它们也是本书所据的主要资料之一。 由于南凉、西秦两政权是由我国古代鲜卑族所建，故我们首先从民族史的角度，分别探讨了秃发、乞伏鲜卑的来源、迁徙及融合情况；叙述了他们建立政权的背景和经过，两国与邻近各政权的关系，以及他们盛衰的历史。最后，对两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也作了一些探索。由于资料缺乏和作者水平所限，本书存在问题很多，望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十六国时期，虽然仅是我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但却有其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点。过去的封建史家囿于民族偏见，受传统的封建正统史学观点的束缚，视十六国为僭伪，贬之过甚，特别是对少数民族所建的政权，更是如此。所以，几千年来，除了当时有为十六国修史者外，至今还很少有十六国国别史的专书。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开始重视十六国国别史的研究，但苦于史籍之散佚，资料之缺乏，收效不大。路总是人走出来的。为了研讨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特别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特点，以为今天的借鉴，繁荣祖国的文化事业，作者不揣冒昧，鼓足勇气，写下了这本《汉赵国史》。汉赵国，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内迁少数民族匈奴在内地建立的政权，也是十六国较早建立的政权之一。它的存在虽然只有短短的二十六年，但在中国历史上仍然留下了一定的影响。过去的封建史家往往把建立汉赵政权的内迁匈奴，作为引起中国历史上十六国分裂混战局面的罪魁祸首。这是有失公允的。中国北方十六国分裂割据的形成，乃是东汉以来国内自给自足封建经济及世家大族的发展，王权的衰落等引起的必然结果，不是内迁的少数民族所能左右得了的。相反，汉赵政权的建立者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利用各族人民反抗西晋的斗争，一举推翻了腐朽的西晋王朝，建立了新的政权。这个政权无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承袭了汉魏以来汉族政权的传统，又兼其旧俗，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发展、创造，对以后的封建王朝有一定的影响。此外，在当时中原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汉赵统治者还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措施，修建城镇，人口激增，使其京都平阳、长安地区的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从汉赵兴衰的历史中，还可以看到匈奴统治者的暴虐和滥用民力，及其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看到它是怎样迅速走向衰弱，最终为后赵所灭亡的。本书根据现存史籍和文物考古资料，首先论述了东汉末年以来内迁匈奴的活动及其社会地位的变化，然后叙述了汉赵国兴衰的历史，最后对其政治制度、社会形态作了大胆探讨。书名之所以定为《汉赵国史》，是因前赵史官和苞撰有名为《汉赵记》的史书而来。总之，十六国国别史的研究和撰写，才刚刚开始，抛砖引玉，如此而已。

魏晋南北朝时期活动于大漠南北和西北地区的民族，即匈奴、鲜卑之后主要就是敕勒（高车）和柔然。他们对中国北方及中亚历史发生过较大的影响。本书即对这两个古代民族的历史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包括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国内尚属首次。此书出版后，港台、日本及国内有关论著多有引用，有一定影响，并曾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