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增订版)》收录了25篇论文，分四个部分依次讨论市民社会概念的厘定、市民社会与社会整合等重大问题研究的勾连、援用市民社会模式对中国历史与现状所做的具体研究、以及全球化影响下的市民社会研究与全球市民社会问题，力求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过程中浮现出来的种种问题的思考及讨论加以促动，并为拓深此一题域中的本土性理论研究提供一些不可或缺的研究文献。《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增订版)》适合社会学的研究者和学习者。

重建的中国社会学陷入一场深刻的悖论。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想象空间，社会学竟然没有能力提出振聋发聩的好问题；面对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社会学也竟然缺乏恰当的理论和技术手段加以研究和测量。所以，现实情况竟是这样：人们在形成阶级分层的时代去研究职业分层，在频频发生社会冲突的时代去研究稳定结构；在制度变迁的时代去讨论“微小实践”；在劳动生产过程之外去研究劳工；面对底层社会的苦难却强调“价值中立”。这样一来，社会学就陷入了某种滑稽可笑的境地，甚至变形为布迪厄所说的“社会巫术”那一类的手艺：它借用科学的手段来遮蔽生活现实，麻痹人们的思想，但却绝不提供新的知识。 对我们来说，市场绝不仅仅是学者们在书斋里争论的课题。毋宁说，在转型期，市场更是一个实践的对象。我们正在生产市场。生产市场这件事，使我们占据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学术位置：可以亲眼目睹各种各样的市场的生成过程。这就要求我们走出书斋，进入田野，对市场的诞生和发育做实地的、细致的观察和了解。

本书就是这种时代遗忘症的一个见证，尽管它在自觉不自觉中与这种遗忘做斗争。当人们已经习惯于不假思索地使用“社会转型”这相概念时，作者在本书中一直坚持使用“国家转型”这个概念，因为没有国家转型实际上就不可能出现社会转型，或者说社会转型没有特别的意义。不过，无论是使用“国家转型”还是“社会转型”，都是放在“国家与社会”这个理论框架下来讨论的。在今天，“国家转型”与“社会转型”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和迫切，就在于我们如何在理论上看待“国家与社会”。 在本书中，“公共领域”被理解为一个相互妥协、相互交涉的领域，由此成为一个没有公共性的技术领域，一个纯粹的程序性领域。国家转型由此被理解为各种社会力量在这个程序性领域中相互妥协和交涉的过程，其中所涉及的“革命”也同样被理解为一种程序性技术。

2004年秋季，来自海内外的60余位中国古代史研究者聚首丽娃河畔，共同探讨“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问题。鉴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命题的西方背景，很多学者在运用这一命题时，都预设了社会与国家相对立的模式，暗含了将社会视为正面的积极的，将国家看作负面的消极的这样一种价值评判。迄于今日，社会共同生活最重要的形式仍然是国家。只要不先存结论，不预设前提,以客观科学的态度研讨汉唐历史变迁中的社会与国家，相信会有新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