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至1978年，徐小虎就中国书画笔墨问题对旅美书画收藏家、鉴赏家、画家王季迁先生进行了一场马拉松式的采访。在徐小虎的巧妙追问下，王季迁尽最大努力解释了中国传统书画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大问题。二人以时而犀利时而风趣的问答，对中国古代书画的时代风格、笔墨特质、 用笔技法、构图布局提出了各种精辟的观点。 这本书的诞生，有赖于难得的机缘巧合——结合当代数一数二中国传统鉴赏巨擘王季迁，以及拥有双重语言背景的提问者—诠释者徐小虎——徐小虎具备知识、热情与耐心，以灵敏而尊重的态度，引出王氏的看法与感知，任何读者只要仔细阅读，并不时参考书中插图，都会发现自己对这些无价艺术杰作的欣赏，已增添一层新境界。 ——高居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吴湖帆先生……可以在他的许多弟子中求拔萃之才，我以为王季迁先生不仅能全面继承乃师，而且是后来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吴先生地下有知，必为此感到欣慰。 ——杨仁恺（著名书画鉴定家，原辽宁博物馆馆长） 高居翰曾在日本购得一幅山水，由于破损，题字和印章都漫漶难认。经过谨细的风格比较辨析后，他认为出诸谢时臣之手。另一位生活在东京的中国鉴定家费力地研究了题跋和印章后也得出同样结论。而王季迁展卷一览，即断为谢时臣。王季迁这样的法眼，举世又有几人？ ——范景中（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生命的意义何在？翻开史册，明清时期的节妇烈女、诰命贵妇以及教子有方的贤母不绝如缕。掩卷扼腕之际不禁令人深思：历史中的妇女是如何考虑人生不朽的？这种想法又如何影响她们的生活？ 《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从女教、女学及妇女启蒙三个方面逐一考察明清时期女教传统之衍变和才女文化之兴盛，并反思清末民初的妇女启蒙观念及其在国家民族话语中的变奏。 人生的意义何在？虽然明清妇女不能在庙堂之上建功立业，但她们同样也关注着人生的不朽。 《女子之不朽：明清时期的女教观念》从女教、女学及妇女启蒙三个方面逐一考察明清时期女教传统之衍变和才女文化之兴盛，并反思清末民初的妇女启蒙观念及其在国家民族话语中的变奏。明清女教极力把妇女纳入到整饬家庭秩序、巩固王化基础的社会系统中，无论是女教书的条文，还是文人撰写的妇女墓志碑文，都充斥着对妇道母德的颂扬。在这种大环境下，闺秀才女虽以妇道母德为行为尺规，但仍不懈地追求女学。她们在文学创作中陶冶情操、发古今之幽思，并通过著作昭示其责任意识和“不朽”观。 这一力量的蓄积正是晚清男女平权运动萌发的远因，嘉道以降，女教和女学受西学东渐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冰心、苏雪林、丁玲等一大批新知识女性向我们走来。

两千年世界史，大陆文明、海洋文明谁主沉浮？重建大陆，中国该作何准备，担此天降大任？ 第一章回顾近代以来海洋文明战胜大陆文明的历程，从中可以看出海洋文明的两张面孔：均质化，以资本的角度观察与思考万物；等级制，营造道德优越感。 第二章论述大陆文明的特征，拥挤的生存空间、惨烈的竞争及由此带来的难题，如何治理生存在底线上的敢于冒险的流民。为此，罗马帝国依赖法律共同体、中华文明依赖儒家士绅共同体、伊斯兰模式依靠宗教来整合流民。 第三章指出当前大陆文明面临的困境，重建之道在于：政治文明高度发达的欧洲、地大物博的俄罗斯、拥有强大制造业实力的中国、人力资源最为丰富的印度和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伊斯兰世界五大文明区中有行动力、负责任的政治体携起手来，在相互不逾越利益底线的基础上，作为世界秩序中的君子力量共同规训世界秩序中的流民力量，建立一种共同政治价值观。 ◆ 反《河殇》之道，重新思考五百年的世界秩序。 ◆ 一部给予世界史别样认识的匠心之作，从重建大陆说明中国该往何处去。 ◆ 以“大陆VS海洋”贯通几百年世界史，大气磅礴，鞭辟入里。 ◆ 从亚里士多德、格劳秀斯、孟德斯鸠、霍布斯、洛克、康德、施特劳斯到施米特，从神话、历史到现实，是诗、是历史还是政治哲学，处处有灵光

《1947年春:延安》内容为：1947年春，国民党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后，专门安排了一次中外记者的采访活动。整个采访过程虽然经过了周密的导演与布置，为了夸饰“战果“，军方甚至不惜造假，破绽百出，但采访期间记者们拍摄的大量纪实照片，却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不同于习见的红色摄影家们对延安的纪录，弥足珍贵。

《进攻日本：日军暴行及美军投掷原子弹的真相》是美国控诉日本二战期间暴行的备忘录。该书以充分、翔实、可信的资料、图片和数据，切实陈述了： 1）二战期间日本在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大屠杀以及对待盟军战俘的种种暴行； 2）美国为何决定投掷原子弹，为何美国对投掷原子弹“决不后悔”； 3）日本战犯是如何在麦克阿瑟的操纵下逃过法庭审判的； …… 在战后，日本政府一边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进行控诉，一边悄悄用各种手段掩盖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作为该书作者同时也是二战亲历者的雷蒙德•戴维斯将军和丹•温法官，无法忍受修正主义者的诋毁，将二战中美国对日本投掷原子弹这段历史的原貌呈现给当今和后世之人，不让那些偏失之见充斥于当今的出版物，也不让日本任意地歪曲或掩埋事实的真相。 正如广岛原子弹的投掷者蒂贝茨在此书中所言：“读过此书，你就会了解到，为尽快阻止日本人行动而投下原子弹，正是杜鲁门总统和美国必然的选择。”实际上，投掷原子弹这一决定不仅挽救了美国人和中国人的生命，甚而还挽救了日本人民的生命。 该书也提醒人们：“假如我们对（修正主义者）这种谬论不加反驳，假如我们继续等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与者和投掷原子弹的当事人都离开人世，而只让日本人继续扭曲二战和原子弹的真相以及日本的历史，所有的‘历史’真相就会全由日本人垄断解说了。” 作者们正是持着这样一种珍视和平、维护正义的热情为我们展示了这一切。他们为历史担忧，为谎言愤怒，这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作为二战这段苦难史的直接受害者，我们更应该为此挺身而出。

美国是如何成功的？本书回答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本书以1890－1900的美国为视角，回溯到历史的“原点”来看待其从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转变的阶段。从世界性帝国崛起的角度来看，这一最佳“原点”，即1890—1900年。这一阶段以美国西部边疆的“关闭”为开头，以“门户开放”照会为结尾，这一“关”一“开”之间正好是美国从大陆扩张向海外扩张的转型期，也是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帝国形态的新型帝国的定型期。 正是在这样的扩张思路下，美国作为一个超大国家，成功地在大国林立的世界上规避矛盾、厚积实力，特别是有效地避免了和英国之间的矛盾升级。全书最终落脚于“超大国家的扩张”这一主题，侧重从美国的这一案例中提出具有普遍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