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ISBN：9787562017677，作者：（美）埃德加·博登海默（Edgar Bodenheimer）著；邓正来译

《比较法律文化》是现今英语世界唯一一部比较法律文化的学术专著，内容涉及法律文化的概念、法律的渊源、法律的目的、法律职业者、法律的方法与手段，以及法律限度等多方面。

《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作者作为一名在法学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介绍。全书分为学位论文的选题、学位论文的资料、学位论文的结构、研究方法、学术见解、优秀范文、社会责任等几个部分，适合法学专业学生学习。 学位论文的选题应当是：研究一项法律理论，或者研究一项法律制度，或者研究一个法律原则，或者研究一个法律概念。缺乏学术性、理论性的课题，亦即纯粹技术性的、实用性的课题，不适于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政策性、对策性课题，也不适于作学位论文选题。 学术研究容易受到作者的主观性的影响，甚至出现迎合某种需要的所谓媚俗、媚上的现象，出现学术的泡沫化现象。于是产生学者的社会责任问题。在从事法学学术研究时，要有科学的精神、正义的追求和独立的学术人格，要有对国家、民族负责的责任感。每提出一种新观点、新主张、新学说，每提出一项对策建议，都要考虑是否符合法律正义，是否符合人权、民主、法治国，要对国家、民族负责。

由柏拉图到马克思，尽管有许多人对法律毁誉不一，可是它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中心观念，老实说，没有它就不会有社会。 　　罗伊德勋爵在这本条理分明的权威著述中，告诉我们法律和社会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关系。每一章的标题都开启了一个与法律有关的思想及活动领域——法律和强制力；法律和道德；法律和正义；法律和自由；法律、主权和国家。 　　这本书检讨了古往今来不同社会对于法律的看法，进而研究法律观念与社会观念的交互作用，而以极重要的最后一章讨论法律在未来迫切需要处理的若干难题。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名人。他之所以“暴得大名”，似乎不是因为学术成就，而是因为“戊戌变法”，至少在一般公众看来如此，可以说，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梁启超是“变法家”。“变法家”要做的事情，是要改变国家的某些重要章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改革体制。要改变旧的章法，确立新的章法，变法家们当然须先有“成法”在胸，他们当然会对法律乃至法学的重大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当然会有新法或新制的设计构思。本着这样的基本认识，我在十几年前就注意梁启超的法学成就。终于在1998年，即“戊戌变法”一百周年，我编选了《梁启超法学文选》一书。这本书只是从梁启超的一百多篇法学文章里精选出十篇长文编成的，叫“文选”恰如其分，出版时不知何故改成了“文集”。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国难空前、剧变空前之际，在旧学术迅速式微、新学术一切草创之际，一个涉猎如此广阔的法学学术领域———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国际法学，并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除梁启超以外，并世无第二人。收入本文集的宪法学论文最多，其中《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各国宪法异同论》都是万言长文。在这些著作中，梁氏首次全面系统地对各国宪法的体例结构、各国国会组织及职权、各国议会选举制度等等重大学术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其研究对象几乎包括当时全球已确立宪法制度的各主要国家，如美、英、德、法、日、意、奥、荷、比、瑞、西、葡等。这些研究奠定了梁氏作为中国宪法学开山鼻祖的地位是毫无疑义的，因为民国时代再版率最高而今天的几家出版社仍欲再版的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比较宪法》（王世杰、钱端升著）一书，就明显受到梁启超的巨大影响。 　 收入文集的法理、法史文章有《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论立法权》及介绍孟德斯鸠、边沁、伯伦知理（布伦奇里）学说的文章等。这些文章无疑也代表着当时中国法理、法史学术最高水平，因为直到今天海峡两岸出版的法理、法史著作还没有总体上证明梁氏的主要论断站不住脚，很多人仍在坚持梁氏的一些论断。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法理学说史的评价，梁氏把百家争鸣及以后继承者的分歧认定为“放任主义”（道家）、“人治主义”（儒墨）与“法治主义”、“国家主义”（法家）的斗争；二是把中国古代的“则天”、“法自然”思想认定为“自然法”思想；三是把中国古代法典认定为诸种法律混合而不区分法律部门的法典。 　 作为“变法家”，梁启超对中国法学的如此巨大贡献，除了天纵多才的因素以外，主要源于他与中国古来变法家的三大差别。第一，是在野的变法家。在戊戌变法时期，他并没有参与变法的关键决策和执行。这比起李悝、商鞅、李斯、桑弘羊、刘晏、王安石、张居正、沈家本等变法家的位高权重情形来，实有天壤之别。因为这种在野性，所以我觉得他更像一个法学家，正如古罗马的法学家们一般。因为在野，所以受当时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羁绊较少，比较能放纵学术思路的驰骋。第二，他是学问型的变法家。历史上的变法家，除了他们主张的法律改革方案及理由说明外，似乎没有多留下什么。梁启超则不然。他是中国古来变法家中“学者味”最浓的一位，其学术特别是法学学术方面的贡献，实质上远远超过了他在“百日维新”中所实际起的作用，其造成的历史影响也将超过他作为“变法家”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民主法治启蒙教育方面。第三，他是接受了西方新学术思想的变法家。中国古来变法家，无论多么高明，其变法思路，其思想养分，均不过来自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儒家法家思想，都不过是在自家的古董库里找依据和资源。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起，是最早从异域文化中寻找依据和资源的变法家。这决定了他的思想和学术成就的“超前性”。这也是他的思想学说后来长期被人们信奉的原因。

《名案中的法律智慧》讲述法律离我们有多远?(代序)先看两条法律条文：第218条，倘医生以青铜刀为自由民施行严重的手术。而致此自由民于死，或以青铜刀割自由民之眼疮．而毁损自由民之眼，则彼应断指。第823条， 因故意或者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者。对他人因此而产生的损害负赔偿义务。前一条法律出自3800年前的《汉谟拉比法典》，后一条出自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前者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可查的最古老的法典，它是古代法律的典范，后者被认为是现代西方最成熟的法典，它是现代民法典的楷模。两个法典之间，相距近3000年。在这3000年的历史中，人类的法律制度伴随着人类的演化也发生了诸多的变化。上述第218条给我们提供了一幅法律画卷：一个医生手术不成功，导致病人的死亡或者伤害，他因为他的行为而失去了他的手指；上述第823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法律的权威，一个威严的尊者命令对有过错的人实施惩罚。法律画卷给我们的是生动、具体和生活化的法律形象，而法律权威给我们的是概念、抽象和职业化的法律形象。法律由具体的个案发展成抽象的规则，被认为是法律的一种“进化”。法律的这种演化带给我们一些积极的东西，同时也失去了一些鲜活的东西。法律的抽象化、规则化和职业化，使得法律的从业者可以从法律的一般原则推演出法律的特殊性，他可以不管具体案件之间干差万别的事实而适用法律、决定案件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同时，这种“科学”的法律学也使得法律远离了社会生活，法律的知识被少数“社会精英”所垄断，法律运作的主体不再是社会中活生生的人，而是高高在上的立法者和法官，及法律的其他附属职业者。这种演化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退步?与之相关的问题则是：法律应该与现实的生活有多远? 中国原本也有自己法律传统的，可惜在清末的时候中断了。我们的老祖宗们不小心抄袭了日本的法典，而那个日本的法典又是不小心的德国法典的复制品。这样一来，我们现在的法律既没有中国社会生活的根基，也没有日本或者德国法典内在东洋和西洋的社会生活的根基。法官们学的是西方的法典，用的是西方传统的法典，而他要处理的又是中国社会本身的问题，在人类共同的问题上，适用西方法律规则是没有问题的，而在东西方有差异性的地方，法律职业者们用西方的法律理念处理中国的问题，他们强暴了中国的社会，法律职业者又没有真正弄清西方法律理论所依赖的西方社会生活，他们又强暴了西方社会。中国学习西方法律已经成为一种事实，“西方法律制度中国本土化”只是学者们的良好愿望，法律制度的趋同化与民族法律个性的丧失，则是法律发展的一般模式。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要提倡建设中国特色的法治，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弄清西方传统法律如何在西方社会中发生?这也是《名案中的法律智慧》的一个出发点，这就是：从西方社会的生活中去发现西方法律规则的含义。将法律规则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最后形成法律规则体系最典型的法律制度，应该是英国和美国的法律制度，拿专业术语来说，就是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名案中的法律智慧》的内容就是对英美判例的介绍、解读和评论。就每个案件而言，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了法律的纠纷，就是一个法律的事件，每个事件都是紧张的、冲突的、微妙的，甚至是带有个人隐私的，从而也是具有社会价值及新闻价值的，每个事件都可以上大报的头版头条。当事人到了法院，法官们就会提出解决问题的若干方案，每种方案都具有法官们的法律理由，法律理由的浓缩就形成了法律的规则。这种法律规则决定了当事人法律上的命运，同时也指导着普通大众在相同或者相似事件中将来的行为，因为法律的规则指引着法律行为的预期结果。与此相一致，我对每个案件的表达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对案件事实的描述，具有好奇心的读者也许会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其二是对法官所形成或者适用的法律规则的解读，对法律智慧有兴趣的读者会感受到法律智慧的愉悦；其三是对案件进行形而上的评论，喜欢刨根问底的读者可以发现进一步思考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