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中国佬》（The Real Chinaman），作者为长期担任美国驻华外交官的切斯特·何康比（Chester Holcombe，1844——1912）。何康比，中文名何天爵，1869年来华，1871年之前，负责北京的公理会教会学校，1871——1885年，先后担任美国驻中国使馆翻译、头等参赞、代办等职。1885年回美国。1895年出版《真正的中国佬》。中文本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鞠方安译本，纳入黄兴涛、杨念群主编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名著译丛”。本文主要据此本谈谈读后的个人收获。因此，这里侧重于介绍该书叙述与评论的独特与深刻之处，本着镜鉴的角度，对其仍然有现实意义的揭示进行点评。 正如何天爵本人所言，他在中国居住多年，几乎与中国各个角落、各个阶层的人们都有过接触，甚至与一些人建立了亲密友好的关系。作者声称他在书中展示的是接触和了解中国社会时所得到的“几点心得和体会”。“力图用大视角、粗线条的几笔”，勾勒出“中国人社会生活中一些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因素（西方人看来不可思议的思维模式和社会习尚）”，从而准确描绘出“真正的中国人”形象。的确，他在书中对中国晚清社会作了一个全方位的鸟瞰。虽然不免有许许多多的偏见、误解与曲解，有的是西方人的偏见与曲解，有的是文化上的误读和误解，但大体上还是勾勒出了晚清中国的社会真实。甚至有的方面不能不说具有一个理性的现代化的外来旁观者的深刻洞察。 何天爵自觉意识到：批评指责中国人比正确全面地了解他们要简单容易得多。东西方彼此接触了解的历史还太短，机会太少。西方对中国的知识大多来自于想象和猜测，而不是立足于事实。因此，对于中国人的种种误会和曲解便是很自然而不可避免的事情，“这已经成为一条规律”。因此，何天爵反复告诫西方学者，也时刻警惕自己，不能唯西方的马首是瞻，用西方建立的一套标准模式去判断要求他人。而全然不顾西方的评判尺度和理想模式如何武断专横，如何浅薄狭隘。何天爵主张，对于他人，需要多一些全面的了解，而少一些心胸狭隘、目光短浅的品头论足。如果以别人的视角来审视一下自己，情况就会好一些。而如果从某种更高的境界，也就是一个更准确的视角，用一种非世俗的、理想的、标准的人的眼光去评断我们自己和他人，情况将会更好。其深层意义是：将使得人们更加宽容友爱，更加和睦相处，更加认识到作为人的崇高价值。愿望是美好的，更是必要的，但是，何天爵本人在书中很多地方还是露出西方学者对东方制度、文化和习俗的偏见。指责“祖先崇拜”是一种“错误信仰”，特别是对中国的佛教和“乡土情结”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不过，相对此前一年出版的明恩溥（Arthur H. Smith）牧师的《中国人素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而言，《真正的中国佬》对中国人的叙述与评论确实更加理性与公正。 何天爵从政府、语言、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宗教、迷信、辫子、法庭、官民及其关系、教育与文化、礼仪习俗、商人及其生意经、贫困人口、财政金融制度等14个方面来观察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人，主要是不同于美国人的特性。对中国的“朝贡式”外交关系、极其缓慢的现代化进程、家长制的“专制政治”、认祖归宗的“乡土情结”、“男女大防”的“两性交往”、根深蒂固的“祖先崇拜”、无处不在的“风水迷信”、“儒家式”法庭与“地狱式”监狱、务实温顺的官民关系、既偏执冥顽，又狂热盲信的士大夫乡绅阶层、礼仪重于道德、道德依礼仪标准而定的的礼仪崇拜、“读书做官”连锁一体的教育与职业理念、经济生活中的“揩油”恶习、中国特色的市场合作精神、物价生成机制、度量衡制度、财政金融制度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观察与体念。何天爵指出，中国人的许多优秀道德品质和令人钦佩的性格特点，与他们的缺陷和不足交互纠缠在一起，相映成趣。 关于传统中国与东亚各国的朝贡外交关系的理解，何天爵是从“老大哥和小弟弟的关系”角度来认识，认为它在本质上不同于西方所认定的“宗主和藩属的关系”，而是一种“灵活松散而又带本质性的东方关系”。宗藩关系极重要的特点是，藩属国必须定期向宗主国交纳定量的贡物和贡金，必须根据规定和要求向宗主国提供军事力量。但中国并没有强迫他的“藩属国”这样去做。连结中国与其邻国的是“兄弟关系”，体现的是“一种道德权威和对正义的支配”，“老大哥有凌驾于小弟弟之上的某种权力和义务”，这与西方的思想观念“格格不入”。何天爵的对中国传统外交关系的理解，基本上抓住了中国传统外交的主导理念与根本特征：泛道德主义与儒家文化的普世性。即在形式上的政治宗藩关系下，以中国礼教文化“化成天下”。不过以“兄弟关系”喻示可能不如“父母与子女关系”妥帖。 就中国与日本吸收西方现代文明实现现代化的速度与幅度差异而言，何天爵认为，中国和日本本质上是不同的民族。借用服装的设计比喻，作者指出，日本民族很快抛弃了自己借来的服装样式，披上了西式服装，而中国却不愿意扔掉由自己设计发明的、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一直穿到几乎变为自己身体组成部分的传统服装。此外，从同西方接触开始，到关系的建立和处理，形势都有利于日本而非中国。何天爵对中日现代化速度与幅度差异的分析，显示出：作为东亚文化外缘的日本，比处在东亚文化内核的中国，在文化更新、向现代文明转化与演进方面，更加轻捷。 关于中国的政治制度，何天爵指出，一般的西方人找不到打开中国政治体制这个迷团的钥匙，就把它视为“纯粹的专制政治”。但是，就其政府体制的实际运作来讲，这个结论不但不够准确，而且也不公正，它会引人误入歧途。这种体制实际上是一种“简单纯粹的家长制统治”。家长制是中国社会政治和政府体制的理论基础。而家长制的基础则是“权力的宗法制观念”，“宗法制观念是理解中国整个政治制度的最重要的敲门砖”。不是单个人，而是包括所有成员的家庭形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种制度唯一的专制成分实际上在于，宗法制度下，父母具有对其孩子的无限权威。皇帝是这一体制的中心人物，是所有臣民的衣食父母，是一切权力的源泉。帝国内部的任何财产，虽然名义上属于它的臣民，实际上都是皇帝的财产。皇帝的权力看似绝对地无边无际，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皇帝的权力同每个家庭中专断的家长相比大不了多少。两者扮演的角色在内容形式和权力实施的程度上都惊人准确地相似。“即使一位最贫穷的土墙茅屋中的家长所行使的权威，也堪与皇帝的权力相比拟。”家长制统治的结果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是很严密的一个组织，其具体的政府行政职能的运作非常松散。老百姓对政府的抱怨和不满，“往往不是由于官府对他们的专制和干预过多，而是由于政府对他们漠不关心，过问得过少。拥有专制权力的那位先生很少实行专制。所谓的专制皇帝只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何天爵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的所谓“专制政治”与“皇权专制”与西方历史意义上“专制政治”与“皇权专制”有着重大的，甚至本质的不同。中国的“专制政治”与“皇权专制”有着更多的家长统治特点，而西方的“专制政治”与“君主专制”则更多地具有个人专制的色彩。 家长制统治为什么在中国长期如此？作者认为，促使家长制统治“永恒持久性”的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是孝的宗教“孝道”（“土生土长的唯一中国人的宗教”）的存在，二是“学而优则仕”而不问出身、抑制皇族或贵族参政的选官制度，甚至皇帝也可以任意来自民间。因此，尽管家长制统治往往导致各种敲诈勒索、纲纪的毁坏、正义的歪曲，以及其他人们所能够想象的所有腐化堕落、贪赃枉法行为，老百姓都可能“心平气和地接受”。因为“在帝国内部的每一个家庭，都可能有一个半个或者正在争取要有一个或远或近的亲戚朋友，在朝中或地方谋得一官半职。”作者强调，如果官僚阶层不是来自民间，或者它根本不构成老百姓本身的一部分，那么他们一刻也不会容忍官场腐败状况的存在。在此，何天爵没有去深入分析中国特色的家长制统治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其实，家长制统治的经济社会基础是中国式的小农经济与小农社会，“孝道”与政权活化的选官制度都在此地基上生成。 关于中国人的婚姻家庭生活，何天爵谈到了男必娶、女必嫁的传统，男子终生对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妻子在家庭中的身份与地位，独特的母性控制权力，极其强烈的乡土情结和光宗耀祖观念等。关于妻子在家庭中的身份与地位，作者指出，在家庭中，已婚女子看上去似乎基本上不是丈夫的妻子，更像一名可以任意使唤的下等仆人或苦力。维持她苟延残喘的唯一正当理由在于她能够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关于母性控制权力，作者指出，妇女作为妻子，显然没有任何形式的影响力；而作为母亲则法力无边。她是自己孩子的“独裁者”，可以要求孩子绝对无条件地服从自己，从而也会变成媳妇的恐惧之源。关于两性交往，何天爵指出，在中国，指导两性交往的正确原则，就是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两性交往。男女接触被视为至关紧要的大防，绝对不允许这种现象的存在。在大清帝国的任何地方，不存在有任何形式的社会活动和集会，以使男子和女子能够像朋友一样在一起交往和娱乐。中国人相互问询时，从不涉及女性的健康起居。即使夫妇也不能在公众场合同时抛头露面。事实上，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夫妻亲情关系的实际存在，但从没有人主动提起它，更没有人公开承认它，而是“普遍地受到漠视”。不过，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社会蜕变，中国人在婚姻家庭生活方面已经发生了一些深刻的现代性变化，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夫妻关系、妻子在家庭中的身份与地位、女性角色与社会地位等，都大大不同于何天爵所观察到的晚清时期。社会平等、家庭平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还不健全，个人对家庭依附关系还很深厚。另外，女性的社会角色在一定程度仍然受到社会偏见的歪曲。妇女被认为要对社会道德负责，而男人则不必的观念还大有市场。 就乡土情结而言，作者指出，中国人的地域观念和彼此之间的地域联系非常强烈和紧密，中国人与自己的家庭、家族的联系十分紧密和强烈。虽然他们许多人漂泊流落于世界各地，忍受种种饥寒交迫、虐待凌辱和艰难险阻，但他们最热切的期盼和刻骨铭心的追求就是最终要回归故里，与自己的家人安度晚年；即使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也希望在死后归葬在祖宗身边。因此，中国人在任何地方都不是永久的居留者和踏遍世界的殖民者，而只是短期的移民，很像“成群接队的候鸟”。作者认为中国人的这种极其强烈的乡土认同和回归情结，与“祖先崇拜”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乡土情结还遭到政府的恶用，那就是禁止臣民迁徙和变更职业。一方面限制了中国人的发明创造能力，另一方面把整个民族的民众彼此隔离开来。“光宗耀祖，父母显荣”被深深地灌输进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之中。晚辈对长辈极其敬重和服从，独立思想和行动是不被允许的。作为西方人，何天爵没有看到，甚至也不愿正视中国人乡土情结的积极一面，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的这种极其强烈的乡土认同和回归情结，对于维护中国长期的统一稳定与中华民族的不断发展壮大是一种巨大的支撑力和动力。 关于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何天爵认为，在中国，除了皈依基督教者以外，其他数量众多的全部人口都是儒教的信奉者。儒教是中国最原始的、信徒最庞大的土生土长原汁原味的中国宗教。佛教与道教都处于辅助和补充的地位。儒教体系的基本内容是对天地祖先的崇拜，之后又加上了只限于学者的对孔子的崇拜。祖先崇拜渗透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中国人的民族性中，祖先崇拜是所有宗教形式中，最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内容。毫无疑问，祖先崇拜将是在中国人当中“最后消亡”的一种“错误信仰”。根据这种信仰，每个男子必须结婚成家，养育儿子以便世世代代履行祭祀祖先的使命，以保证他在人间和冥间的永久幸福和快乐。这就解释了中国人为什么奔波于异国他乡却从来不在当地定居或殖民；也解释了身处异国他乡的中国人为什么死后还要归葬到祖先的坟茔边。其实，祖先崇拜远非是如何天爵所厌恶、必欲除之而后快的“错误信仰”的理解那么简单，林语堂在《中国人》（即《吾国吾民》）一书中认为，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和强烈的家族意识是中国文化长期得以延续不断、并能够有力地同化境内少数民族和域外民族，甚至像犹太人这样的民族意识极强的民族的一个主要因素。[ii]作者对佛教也有一种极其反感的看法，认为它迎合了东方人的弱点，对于中国整个民族身心的伤害、并导致其素质下降甚至腐化堕落等方面，具有一种非常可怕和活跃的巨大力量。作为在现实社会中一种影响广泛的宗教制度，佛教是“一所正在腐烂的停尸房，是一座白骨累累的伪善者的坟墓”。作为基督教徒，何天爵对中国佛教确实存有一种严重的误解，甚至敌视，实际上，佛教有一套严整的逻辑系统和深奥的知识系统，在中国还有一个优良的学术传统和中国化的信仰系统，佛教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社会生活变得可以灵活、可以忍受和超脱。不仅仅是所谓“迎合”了中国社会传统，更重塑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迫使中国的儒家传统也不得不作出调整。 迷信是一种扑朔迷离、古怪莫测、支离破碎、难以描述形容的信仰。何天爵观察到，中国人整个民族的思维结构和精神状态似乎都浸透着迷信观念。迷信弥漫浸透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它影响和支配着生活中的每件事甚至人们的一举一动。它歪曲了人们的正常理智和思维，在严密的逻辑之间颠倒是非。作者指出中国人骇人听闻的虐婴陋习，就是可怕迷信攫住中国人心灵的结果。迷信绝不仅仅在个人的家庭私事中有着潜在的巨大影响。国家的重大事情，甚至有关国家的繁荣强盛，也往往是根据迷信而一锤定音的。“风水迷信”，或者说“地理迷信”，把整个中华民族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作者指出，为了同治皇帝的归葬地，在“风水迷信”上前前后后的花费高达250，000元以上。何天爵关于中国弥漫的迷信气息的观察与论述是独到而深刻的，值得我们不断反省。至今，中国人在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中的理性化程度还不是很高的，迷信仍然深刻地纠缠着中国人的心灵和行为。街头和乡村的各种迷信活动甚至愈演愈烈。 关于中国的法庭监狱，何天爵指出，中国法庭既没有陪审团，也不存在律师。案子的最终判定往往不是根据法律条文，而是比照以前的案例。官员可以不受法律约束地采取各种手段以获取当事人或者证人的口供。这些决定了，在法庭的实际操作层面，贪污受贿、敲诈勒索、徇私舞弊、残害忠良等现象不仅难以避免，而且司空见惯。监狱则有如“地狱”，而且，考虑到中国监狱监禁的并不是受刑的罪犯，而只是临时扣押证人和嫌疑犯。“这一事实使得中国监狱内存在的种种惨无人道的可耻做法更加不可饶恕”。 关于中国的官民关系，何天爵认为，中国人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民族。他们很少追求或者沉溺于精神生活。他们是头脑冷静的哲学家，而不是一位富有幻想的感情用事者。他们很少走上一条不见边际和尽头的道路。无疑，中国人性格的这一特点与他们默默忍受不公正待遇的做法有着深刻的联系。对于一般比较温和的敲诈勒索，他们不会起来反抗，除非他们确实相信反抗能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实惠。中国各级官员名义上的俸禄严重不足，每一位官员都有权从他为百姓服务的项目中，收取相当数量的特别劳务费。这种做法变成了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敲门砖和通行证。但中国人却认为那是合情合理的。 关于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性质、地位、作用和影响，何天爵指出，不管在大清帝国的任何地方，士大夫阶层都是社会生活的调节器、平衡摆。他们对于公众舆论能够起到决定性的形成、引导和调控的作用。他们既是调解平息百姓之间争纷不和必不可少的仲裁者，又是处理官民之间事无巨细大小问题的中间媒介。中国的士大夫乡绅阶层素以维护传统的道德说教、古老的习俗遗风和天朝体制为己任。他们既偏执冥顽，又狂热盲信。形成了一种作茧自缚、深闭固拒的特性，成为阻挡中国历史前进的绊脚石。是他们煽动了百姓对外国人的敌视和反对，也是他们激起并促成了许许多多的暴力冲突，特别是在那些以外国传教士为重点攻击对象的事件中，他们更是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实际上，他们对国家的繁荣昌盛和健康发展为害甚巨。 关于中国人的教育观、学习观和职业观，何天爵指出，西方人读书不一定为了做官，而所有中国学子孜孜不倦、皓首穷经追求学问的明确目的，就是为了做官。他们视做官为梦寐以求的终生职业。“念书做官”是每一位中国为人父母者常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读书求学的一切动机和最高期望，就是做官。中国人接受教育的终极目标，并不是要将他们的大脑装满知识，而是要使他们循规蹈矩、服从统治和约束，同时也是为了净化他们的思想和感情，是为了“洗脑”。从古代到近代的1000多年以来，中国教育的实质内容并没有什么变化。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对年轻人采取的教学方法往往是很有特色的“填鸭式”教法。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何天爵揭示的“读书做官”的教育理念至今仍在我们的耳边回荡。千军万马考“公务员”仍然是活生生的现实。“学而优则仕”还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我们的“选官”机制。“洗脑”式的政治思想教育与道德教育还没有转型为现代公民教育，灌输式、“填鸭式”教法还是充斥我们从小学到大学课堂教学的主要方法。教育观、学习观和职业观的传统思维还在干扰我们现代化的步划，我们的教育观、学习观和职业观的现代转型还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 关于中国的礼仪习俗，何天爵观察到，中国的礼仪习俗不仅早已发展得非常具体和固定，而且异常复杂，令人疲于应付，甚至动辄得咎。它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无孔不入。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无论是高官厚爵者，还是平民百姓，都异常重视细节繁琐的礼节。礼节已经变成了这个民族遗传基因的一部分。中国人在判断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时，显然就是根据那些琐细而无关紧要的礼节标准。结果是，形式上的礼节比事情的本质内容更加重要。几乎可以说，在中国，礼仪对于一个人来说似乎比道德水准更重要。在许多情况下，你可以直呼一个中国人为撒谎者和骗子，他会认为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而坦然地接受。但如果你指责他违反了礼节或语言不得体，他立即就会和你脸红脖子粗地理论一番。礼节问题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由此而产生的中外之间严重的摩擦和误解，非一般人所能意料。直接影响了中外双方的贸易关系以及其他事物上的往来。典型的如广东的外国人和领事晋见广东督抚事件，外国使节晋见中国皇帝事件。 关于中国的商品价格生成机制，何天爵洞察到，西方商人注意研究商品成本的高低和质量的优劣，以及市场上的行情。他们一般根据市场上对某一商品的需求情况而确定其具体的价格。中国商人除同样注意研究以上内容外，他们还非常注意判断顾客的身份和心态。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总是依人而定、因人而异，而不是依商品的实际价值而定。中国做交易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对于无论多么大的买卖。还是多么小的生意，他们总是进行讨价还价。每一笔交易就像一场决斗。每个人都试图占对方的便宜，而每人常常都是胜利者。买的人总是能够少花些钱，而卖的人总是能够通过短斤少两再补回来，短斤少两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他们总是要求别人多，而自己付出少；有时也许是不愿多出，而最终不得不赔本。中国人这种热衷于讨价还价的做法，深深地根植于他们的民族性之中。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至今，这种因人而定价的讨价还价风尚以及短斤少两的市场恶习依然顽韧地存在，干扰我国市场化的运行和深入。规范市场运作必须坚决取缔和自觉抵制这些传统恶习。 关于中国的市场法律与监管制度，何天爵指出，中国缺乏必要的法律机制，根本不执行统一的度量衡标准。这种不同的度量衡除了使那些粗心大意者被稀里糊涂地“宰掉”，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由于缺乏一套严格的度量衡制度，同时又由于其货币价值很不稳定，伸缩性极大。因此，所有的商业贸易往来便具有极大的不准确性，其经营贸易额难以精确计算出来。要做到丝毫无误的计算难乎其难。商人只能在某宗具体的生意上，或在其经营的某段具体时间里，大致估算自己的盈亏状况。中国人坚持认为，只有笨蛋和傻瓜才会按部就班、尺量寸度、一板一眼地把商品卖出去，然后收取固定数量的银子。他认为那样做生意才真正是枯燥无味、平铺直叙、愚蠢透顶。中国人认为做生意是一种智慧、技巧和艺术。中国人是哲学家，而不是数学家。作者呼吁，中国需要一套严格统一的度量衡制度、一套准确严密的货币制度和一套严密完整的财政金融制度。 关于中国的商业精神，何天爵体会到，中国商界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合作精神。它的具体体现是，每家商号的所有成员，上至老板，下至给顾客端茶倒水的小伙计，还有负责擦地板的仆人等等，都是风险与共，利益共享的。每个人在整个利润中所占的份额，严格按照个人所担任差事的高低轻重而论定。红利的瓜分虽然参差不齐，但是所有人大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希望生意越做越红火，财源越来越广进，腰包越来越丰满。通常，老板和他的下属员工们一处同住，一处同吃，形同一家人。无疑，这种做法对商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所有的人都成为一条线上栓着的蚂蚱，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损俱损，一荣皆荣。离心离德，或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行为，要么被立即消除，要么被减少到不致为害的最低限度。 关于中国经济生活中的陋习，何天爵观察到，“揩油”是中国商业生活中重要的“生意经”，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在与他人交往中都是“揩油”的受害者，然而每个人同时又都是躬行“揩油”实践的受益者。其具体的含义是指，一个人采取种种手段，对同时经手但并不属于自己的钱财施加“压力”，让其中的一部分流进自己的口袋。这种“揩”来的“油水”是公认合法的、又是未经允许的佣金或回扣。深受其害者称之为“偷窃”，而得其润泽者则认为这部分钱财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额外津贴，他人有权享用。作者尖锐地指出，除非彻底地改造中国人的整个国民性，否则要消除这一陋习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首先深受其害的是中国人，而决非外国人。然而，遗憾的是，作为中国经济生活传统的一大特色，“揩油”非但没有消亡，而且还发展为明目张胆地拿“回扣”，仍然充斥着我国的经济生活。一段时间还特别严重。 关于中国的贫困问题，何天爵指出，虽然中国拥有十分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潜能，然而这些并没有得到开发和利用。其广大的民众仍然处在异常贫困的状态，那种状态我们简直无法想象。贫困在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那里的贫困意味着缺吃少穿，挨冻受饿。对于中国大部分的民众来说，如果一天不劳动或者失去了工作，那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一天没有饭吃。一名普通的中国劳工可能胼手胝足，也不能很好地养活一家人。那些比较贫穷但相对来讲情况依然较好的人们的食物也是十分贫乏，他们生活得极其简朴，极其节约，达到了非常苍白的程度。中国长期就存在劳动力过剩的问题，面对大量过剩的人口，要迫切解决的是，如何将有限的劳动机会分配再分配给所有的劳动力，以使大部分的人能够维持最简单的生存。这一问题产生的重要结果之一是，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节俭的民族。虽然就经济学这门艺术而言，中国人是当之无愧的行家里手，但从广义上讲，中国人也缺乏独创性。劳动力是中国市场上最廉价的物品，只要能够被雇佣，只要有点儿事干，哪怕报酬如何刻薄，如何微不足道，中国人也能乐于接受。贫困问题至今还像一个幽灵一样在中国徘徊不去。往往成为滋生平均主义、小农共同体主义、民粹主义的温床，从而不断干扰中国现代化的进路。以现代化的方法而不是以传统的方法消除贫困，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首要议题。 关于中西关系，何天爵指出，由于中西方教育体系和教育内容迥然不同，双方的思维方式也大相径庭，各自的价值观念和取舍标准也因人而异，每一方都会发现对方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表现出严重的愚昧和无知。因此，只有通过一个长期的相互接触和了解的过程，才有可能成为友好相处的朋友。每一方都应该设身处地，都要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为对方留有操作的余地。百年来的中西外交波折不断，固然主要是西方列强对中国肆无忌惮的侵略，但文化上相互误解而缺乏沟通、同情与理解也的确是一种干扰因素。目前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忧虑和怀疑，除了存在西方对自身崛起后果的记忆恐惧在中国崛起问题上的折射外，不能不说还与这种文化上的“间性”有关。 最后，何天爵认为，中国民族的性格与品质“变化非常缓慢”，现代国民性还远未形成。作为“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关注中国发展的最热心的朋友”之一，何天爵急切地盼望中国“除旧布新”，提高国民的素质和生活水平，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他相信，无论何人，当真正全面了解中国人之后，他一定会确信：这个民族有着光辉的未来，中国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终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何天爵的真诚希望，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巨变中正在变成现实。《真正的中国佬》一书提供了我们反省中国现代化的艰难曲折的一些深层因素，值得盼望中国早日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公民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