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四大导师》内容为：四大导师作为学术大师，自有昭垂千古的遗则在焉。所谓治学，不是浮游无根的高谈阔论（所谓“六经注我”），不是脱离现实人文关怀的格义实证，更不是单纯地搬弄材料，征引文献，考索章句，所谓训诂而后方明义理（“我注六经”），而是先明义理而后藉学术之手段以贯通其说；说到底，也是基于“识”——正因心中有“识”，方能达致王国维先生所谓“不悬目的而目的白生”的境界。进一步说，在学术研究中，重要的不是“术”，而是万卷蟠胸、透骨入髓的“通识”：缘此，故能在各种材料的错综纷纭中，寻众说之窍要，察诸家之异同，然后奏刀析理，浸成通识定论。又，四大导师皆为才华骞举的大诗人，但他们一入森森黉宇，尽弃昔日风华，硁硁自守其青灯黄卷的枯淡生涯。对此，不少学者颇感困惑。其实，就四大导师而论，皆为“灵、智、慧”兼具的尤物。为学固当用智；但对大学者来说，这种“智”往往转化为锐利的思想穿透力：与此同时，若辅以诗家之灵悟，则万物于学人之眼中无不著诗之色彩：此即王荆公所谓“盖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苟能如此，径凑单微，则必能体道于玄眇幽邃之域，恍兮惚兮，遂与道合；更能融通综赅，万取一收， “独标胜义于众家之表”。四大导师之所以能精进不已，日新其业，其窍要大抵在此。倘无灵智的烛照，诗性的妙悟，所谓学术研究，便只能是一种拾遗补阙的“末技”；末世穷年，不过一鋀饤陋儒而已。 以上所言，皆为笔者在研究过程中的一些感悟（事实上远不止此）。当然，感悟最多的，还是大学的教育改革问题，这大概与笔者多年来“身临其境”有关。依我看，四大导师的授学方式、办学宗旨、教育理念、人文追寻，在今日仍有着足资借鉴的当代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大导师既属于“旧”式人物，却又那样地“新”；他们厕身在那样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身上却有着那样多“不变”的、挹之无穷的东西，其历久弥新的恒久魅力即在于此。缘此，我总觉得“四大导师”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遥远，他们以其至大至刚的天地正气，至善至纯的文化良知，仍在警示着这个物欲汹汹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