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傳統的低稅理想，遇上了財政告急的國家需求。 創造稅收是富有創意的財稅政策，還是擾民的橫徵暴斂？ 中國帝制長達二千二百年，此期間社會最大的組織體非官僚體系莫屬，由文官所組成，聽命於作為國家領袖的帝王。帝王在理論上要拍版定案國家的大政方針，但實際上，他要靠文官集團的文官頭（宰相）、或是私人幕僚長來為他出主意、擬旨。倘若皇帝有所堅持，而宰相所率領的文官集團又與皇帝不同意見，就陷入皇權與官僚體系的衝突深淵。衝突的結果必未皇權一定贏，多半情形是雙方互有勝負。 中國官僚體系的組織本質從秦、漢帝國創造以來就是通才型的，不料運行到唐代時，會往一個局部性專業性方向轉折。這是國家／君主為了一時財政上需求，乃拔擢、並重用財經技術官僚所產生的歷史現象。唐代財經技術官僚所憑藉的財經學術專業資源，來自戰國時期的各國治術以及西漢帝國的經驗，包括《管子．輕重篇》、《史記．平準書》及《塩鐵論》這三個理財文本。但這個財政學知識到了此時，有些管用，有些早已不管用。因此就產生創新的空間，但也遭遇阻力。 這個阻力是一個文化價值理念叢。這個理念叢有其積極面，也有其消極面。在積極面上，它不允許橫徵暴斂型的理財家；但它的消極面卻是，在不分青紅皂白的情況下，連有創意的財政政策也被無情地打壓成橫徵暴斂一族。在唐代中晚期，當商業產能逐漸竄升，達到國家總生產力的一定比重時，仍然不許開拓商稅這一稅源，這就與橫徵暴斂理財家這個混世魔王的為害社會沒有兩樣了。 但終究專業技術官僚還是不為通才型官僚體系所容，並搞得內部烈火焚天，百多年來穩定不下來。皇權因素、官僚體系自主性因素、財政學升級版因素，以及控扼理財的文化價值因素等，全部糾結在一塊，因而譜出了財經技術官僚雛型出現與文化政治這幕歷史大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