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书里，这位法国老先生在比较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传统政治思维的时候，提出了以下论断：古代社会的自由是个人附属于集团（城邦、国家等）的集体自由，公共政治笼罩一切，没有独立地个人领域；现代社会是个人独立于集团的个人自由，公共政治下降为第二位，出现了独立的个人领域，并且上升为第一位。 　　在古代社会，如希腊，个人是附属于国家的，诚如亚氏所言，人是城邦（即政治）的动物，或者象柏拉图论断的，国家就是大写的人字。个人的一切注意力，都放在国家公共事务上，终日在广场上辩论，在公民大会中争吵，在战场上厮杀。个人，只有在团体中才有价值，在国家中才有意义。而他的私生活是不存在的，受着国家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一不留神，各种道德禁令，剥夺公民权，放逐等惩戒措施就会降临到个体头上。在斯巴达，连吃烦都是在公共食堂进行，子女的教育、成长也完全由国家包办。个体的意义已经完全被侵蚀了，他不过是群体这个大机器的一个零件，是整体这个大系统中的一小部分构成罢了。 　　现代社会的政治，已经分化为一个专门领域，由专门的人去负责，而不是象当初哲学笼盖所有知识一样笼罩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公权转让还是其它形式的契约交换，个体的意义已经彰现出来，在公共领域之外出现了不受控制由个体自由支配的个人领域。公权力也大为缩小，无论采取何种措施对犯错误的个体进行惩罚，都必须讲求法制、确保人的尊严和生命、维护个人的私有财产，保证人的迁徙自由。公g权，只成为社会成员的工具，而不是目的，否则，那是现代人的异化。现代政治必须考虑权力的制衡，在政府、议会、司法等领域形成稳定良好的互动，当然，他认为需要君权的超然性作为保障，那是时代的限制。 　　贡斯当认为，商业贸易的发展大大促进了现代民主制度的发展。如果是土地、财务、矿藏，这些东西都可以被专制政府轻易控制，因为它们不容易移动。而资本和商品经济由于它的流动性所在，使得专制政权无法将其制服，从而被迫向其妥协，推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这个观点看来是值得商榷，如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等指出的，民主具有文化色彩，它更多是偶然性的文化的产物，而不是经济的产物。不过无论如何，这个观点应该是值得重视的。 　　在讨论僭主制度的时候，贡斯当之处，僭主制比君主专制的影响更为恶劣。因为君主专制只是赤裸裸的运用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手段去压制人，而僭主制却用玩弄意识形态等手段去迷惑人，用自由的名义去摧毁自由，以人民的名义去镇压人民。君主专制只是管制人的行动，封住人的口，僭主制却是逼迫个人将明知道不合理的、不道德的行为、言论内化为自己的信条，强迫自己相信，要把自己的心交出来，重新洗脑，败坏了道德，混淆了是非，颠倒了黑白。 　　谈到古代自由和现代自由，我倒想起了弗格森在《文明社会史论》里的说法。他认为古代社会人追求公共道德，生命的意义也在于公共目标的实现，因此给了人进取的目标，追求的勇气和坚忍的意志。因此到底是古代人幸福还是现代人幸福的争论恐怕没个结果，毕竟幸福是个主观词汇，代表的是人的内心感受。在异化人的现代社会中，我们更多的是逃避公共责任，只片面追求个人目的的达到，这种分裂性的人生带来的幸福感会更多吗，痛苦感会更少吗？我只记得有专家研究过，认为古代人并不比现代人痛苦，这需要历史的分析和设身处地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