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西方人對中國的看法，一直受到韋伯比較社會學裡對比中西社會與文化的影響：為了彰顯現代西方的獨特類型，韋伯將中國作為對比類型的傳統社會代表；在混同文化內的比較與文化間的比較的情況下，中國傳統宗教、法律、經濟與政治等秩序的發展階段便被等同成西方中世紀的發展階段，而明顯落後西方現代社會。本文以中國傳統法律為例，嘗試對韋伯提出批判：在社會學方法論上，指出其比較法律社會學裡二元對立式的理念型比較 (「形式的－理性的」西方現代法律的類型 ←→ 「實質的－不理性的」中國傳統法律的對比類型) 的局限；在實質社會學分析上，立基於全球近來對清代法律與司法審判的豐碩研究成果，說明了韋伯對中國傳統法律與司法審判的看法的誤解與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