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际上一般趋势相比，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独树一帜：有流动无迁移或迁移很少；农村劳动力外出、回流和留城过程是分割的。这使得中国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不仅落后于工业化国家，也落后于同等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城市化滞后和农村劳动力有流动无迁移两个差异，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特殊性的反映，也决定了中国发展模式的特殊性。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为什么是分割的？在相同的制度环境下，为什么有的劳动力外出了，而有的劳动力仍留在农村？为什么有的外出劳动力回流了，而有的仍留在了城市？制度变量如何影响了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国要不要推进劳动力流动过程和迁移过程的统一？新农村建设运动会对劳动力流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回答了这些问题，也就揭示了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的特殊性和本质，揭示了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城乡统筹发展的内在要求，明确了今后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因此，本书选择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作为研究重点。 主要结论 本书利用国家统计局2003-2004年农村住户抽样调查1/2的样本数据（34000户），主要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回流和留城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这些结论验证了理论模型的基本假设，为制定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迁移政策提供了客观依据。主要结论有： ——无论是绝对收入还是相对收入都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回流和留城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家庭收入对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呈倒“U”形，在中等收入水平以前，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与家庭收入成正比，到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家庭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反而下降，最富的家庭和最穷的家庭一样具有相对较低的外出可能性；家庭收入对劳动力回流的影响不显著，但对留城行为的影响非常显著，富裕家庭的外出劳动力家庭负担较轻，在家庭的支持下比较容易做出留城的决定。城乡收入差距对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如新古典模型所假设的那样，收入差距越大，农民外出的动力越强，外出的可能性也越大，相应的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意愿越小。当然，收入差距越大，农民工留城的困难也越大，因为以此代表的城乡二元结构越大，城市制度壁垒越高。特别有意思的是，笔者在此验证了新经济迁移理论（NELM）所提出的“相对剥夺”的假设，即家庭收入相对地位的下降确实刺激了农民外出的可能性，降低了回流的可能性，证明了改善区域内收入分配状况的重要性。 ——无论是劳动力的外出行为还是回流行为或留城行为，都是人力资本选择的结果。人力资本迁移理论的相关假设都被显著地证明是正确的。文化程度高、年龄轻、受过培训的农村劳动力最容易外出，最不容易回流，最容易留居城市；男性劳动力比女性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大；年龄大的劳动力和已婚女性回流的可能性大，不容易长期留在城市。因此，面向农村人口的教育和培训无论如何重视都不过分。 …… ——分析和验证了制度变量对劳动力流动行为和迁移行为的影响，重点分析了户籍制度、住房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影响，得出了随着户籍制度背后的福利制度的市场化，住房制度安排逐步成为制约劳动力流动过程向迁移过程转换的最大障碍因素的结论。同时，本书还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城市“贫民窟”形成的可能性。 ——在分析迁移、城市化和发展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根据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对新农村建设的方向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以农村劳动力流动转移为主线来设计新农村政策的设想，并根据城乡统筹的要求和研究结论，提出了加快农村劳动力流动迁移的政策建议。 但是，由于研究数据、时间和能力的制约，本书也留下了不少遗憾。主要是对回流和留城过程的分析不够深入，一些制度变量没有办法量化，由此影响了实证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