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中的一种，编者用数十年之力，搜求我国近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梁启超的各种已刊未刊著述，集结成1500余万字的全集，包括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美学、兵学等领域，对于研究梁启超、研究戊戌变法、研究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均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本书是目前为止规模最大、最全面的梁启超著作集。

“流经日本桥下的水，与泰晤士河相通；江户汉子吸进去的空气，有巴黎姑娘呼出来的气息。”本书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京都学派史学泰斗代表作，作者的视野纵贯东西，用世界史的眼光理解东洋史，全面揭示了从宋代到清代中国近世社会的特征。

宫崎市定发掘中国宋代与欧洲近世史之间许多平行的史事，认为中国北宋开始出现文艺复兴现象，而这一过程比西洋早了三个世纪。相当全面地列举了从宋代到清代的中国近世社会的特征：大规模的都市、发达的交通、繁荣的交换经济、建立在契约上的地主－佃户关系、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体制、科举制度产生的文官体系、以佣兵制为基础的庞大中央禁军。所有这些特征，归结起来，是高度发达的交换经济与中央集权的国家特征相结合的体现。而在这样的体制下，新生的宋代平民文化中出现了民族主义搏动的先兆。

编辑推荐：

★“宋代文艺复兴论”开山之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比欧洲早了300年，并且深刻影响了世界。

★“汉学诺贝尔奖”儒莲奖得主、史学泰斗宫崎市定学术代表作，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经典的学术标志和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坐标系。

★借大家之眼，重新发现宋代。大规模的都市、繁荣的交换经济、建立在契约上的地主—佃户关系、影响了欧美近代人事制度的文官体系、庞大的雇佣军。全面解读宋代的近代性！

名人推荐：

作为史学泰斗内藤湖南在京都大学的学生和继承人，宫崎市定教授在《东洋的近世》中发展恩师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理论，并从经济和社会文化入手，完善了理论的基础，将其推广到更广阔的世界历史中去验证和讨论。

——[加]蒲立本（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东洋的近世》在其刊行之初，是充满争论的读物。然而今天，这部书无疑可以作为一部值得信赖的历史概说书来阅读，同时可以充满信心地加以引用。

——[日]砺波护（京都大学教授）

宫崎市定继承了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在东亚与西亚、欧洲等地相互交流的视野下，作为世界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史料中发掘出了宋代作为“近世”的各种表现，并确定其历史地位。

——[日]增渊龙夫（一桥大学教授）

宫崎在《东洋的近世》一书中补充了内藤说在经济方面论据之不足，相当全面地列举了从宋代到清代的中国近世社会的特征。他在新生的宋代平民文化中发现了中国近世国民主义搏动的先兆，“人民”有了文化主体意识，不再奴隶般地效忠于皇室。

——张广达（台北“中研院”院士）

宫崎市定通过《东洋的近世》等书完善了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分期理论，从此，中世贵族制度、近世说及其唐宋变革说成为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最为经典的学术标志和研究整个中国古代史的坐标系。

——刘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进一步发展了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他不仅继承了内藤关于唐宋变革是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转变的观点，而且十分突出地强调宋代作为近世的意义，认为与西方相比，东洋进入近世的历史要更早。

——张国刚（清华大学教授）

内藤湖南曾将宋代比拟为西洋的文艺复兴时代，宫崎市定则对之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证，认为“东洋（宋代）的文艺复兴比西洋的文艺复兴早三个世纪”，甚至前者还“启发和影响”了后者。可以说，宫崎市定不仅是其老师内藤唐宋变革说的继承者，更是师说的发展者、保卫者。他的贡献受到了整个学界的充分肯定，以至于西方学界或将内藤的唐宋变革说称之为内藤—宫崎说。

——牟发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纵贯东西，站在世界史的立场上，用世界史的眼光来理解“东洋史”，同时通过对东洋史的理解来探究西洋史的意义，是宫崎史学中最具特色的一点。

——张学锋（南京大学教授）

陈乃乾（1896.9—1971.2），浙江海宁人，文献学家、编辑出版家。陈氏致力版本目录学研究与古籍流布数十年，先后任职上海进步书店、大东书局、上海市通志馆、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处，编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影刊宋金元明本词》、《清代学术丛书》等；撰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索引》、《室名别号索引》、《清代碑文通检》等。陈乃乾在出版、学术两界地位尊崇，组织过多种重要文献的出版，且交往极为广泛，从业一生，所经所见，殆非同时之人能及。其日记上起1922年，下至1966年，跨度长达四十余年，内容丰富，可想而知。近人感时伤事，借笔墨抒胸臆，往往形诸日记，连篇累牍，不能自休；陈乃乾日记与此颇异，言简意赅，每日多不过数百字，而富有价值：如访书经历、掌故见闻、版本考订、编纂工作、人物交往……乃至一时物价，甚或偶闻验方，一一形诸笔墨，直截明快，便于学者读用。鉴于陈乃乾日记的重要史料价值，今予出版，以飨读者。

本书通过对清同治、光绪两朝地方督抚群体结构和人事嬗递状况之梳理，着重分析了同光督抚的特性及其对晚清政局的影响。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后期和镇压捻军起义的过程中，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首的湘淮集团趁势崛起，而清廷通过“扶淮抑湘”到“湘淮互制”，确立了“湘淮分立”的调控路径。双方博弈的结果，最终导致湘淮集团由同治元年（1862）的全盛时期进入光绪二十六年（1900）全面衰落的态势，地方实力集团呈现出从湘淮集团向北洋集团转换（1862～1900）的政治格局。

本书以晚清时期的科举考试用书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近代中国的科举制度如何应对知识上同样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时期，西学的传入与冲击促使科举制度必须对其有所回应，科举考试用书的出版与流通，既受到读书人精英知识取向调整与科举制度变革的影响，同时也深度介入了科举考试的实践。以科举考试用书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有助于加深对晚清中国读书人群体阅读世界与知识世界的理解。

本书是一本从社会史和概念史角度研究“中国近代”之轮廓的著作。第一编涉及清朝统治之下满汉关系的变化。从社会史角度关注“中国近代”的复杂性，并非要将中国近代打入另册，而是为了更准确地在全球视野下把捉中国如何应对来自西方的冲击。第二编从东西关系讨论西方近代知识的传入与再生产之问题。第三编选择宗教/基督教题材，讨论内在于中国近代的自他关系。第四编讨论了上述不同面相与论者持有的方法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