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带领读者走进西藏人内心深处的书，采用微博体，用真诚的心态，找到尽可能多的真正了解和理解西藏的人，挖掘和呈现那个超越了走马观花、一惊一乍和非黑即白的西藏真容，通过大量有血有肉的细节，拼接出一个有喜乐有忧愁有希望也面临挑战的西藏。 希望本书中的每一条“微博”，都能够像一把钥匙，打开一扇被想象和偏见阻隔的厚门，帮助人们登堂入室，一窥西藏的容颜。

该书是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的一部经典著作，记录了他对自己一生的剖白和总结，抒发了对自然之美的赞叹与向往。 该书写作于1776年秋季，作者在1778年搬到吉拉尔丹侯爵向他提供的埃默农维尔山庄的新居，仅居住了一个多月，7月2日上午在山庄散步回家后，突感不适，病情急剧恶化，来不及抢救，于11时与世长辞。这一年多“孑然一身，没有兄弟，没有邻人，没有朋友，没有可与之交往的人”的日子里，作者还在记述他散步中的“梦”。写作此文时，作者已经垂垂老矣，放弃了与敌人周旋和与命运斗争的徒劳的努力，心境恬淡，十分悠闲。

这本《宗教与科学》，是罗素1935年的作品。出版的当时，就颇引人注目，到五六十年代，已多次再版，仍很风行。在罗素去世十年之后，再来读一读它，还是饶有兴味。 罗素是众所周知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但他不信上帝，对宗教神学持否定态度，他是一个非宗教主义者。罗素在这本书中，历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与神学的冲突和斗争，每次斗争的结局，总是科学战胜神学。宗教虽然始终不渝地为神学辩护，但它在科学进步面前，不得不一步一步退却，为上帝存在的论证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修饰和补缀。罗素的文采是负有盛名的，他的文章写得深刻而生动，机智又雄辩，他批判宗教神学的一些文章，很可以借用来作无神论宣传的材料。商务印书馆最近还出版了罗素另一本批判宗教的书：《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这是一本文集，收集了罗素从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十五篇文章，和《宗教与科学》可以参照阅读，对罗素的非宗教思想会有更全面的了解。列宁主张利用十八世纪老无神论者的作品，对千百年来深受宗教愚弄的群众，进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看来唯心主义哲学家批判宗教神学的书，也不是不可以利用。我们对罗素这本书抱有兴趣，主要也在此。 当然，罗素终究是唯心主义者，他对宗教神学的批判是不彻底的。罗素对宗教辩护者提出的“科学是不够的”、“科学不讲价值”一类说法，承认是对的，罗素说，“价值”问题确实不属科学探讨的范围，而且他还进一步说，“价值”问题首先不是知识范围的问题，因而它不是凭理智可以解决的。在罗素看来，科学只讲真伪，不管善恶，涉及“价值”一类伦理问题，是没有客观标准的。人们对价值持不同的看法，和人们对食物有不同的口味一样。既然科学管不了“价值”、“善恶”一类伦理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客观标准，也就是说伦理学不能成为一门科学，那么，宗教就有存在的余地和必要了。在这一点上，罗素和康德一样，限定知识的范围，给信仰留下地盘。罗素对科学的进步，持悲观主义的看法，虽然他肯定科学每战胜神学一步，就给人类带来一分幸福，减少人的“天生野蛮性”，但科学的发展，也给人类带来残杀手段更为厉害的战争灾祸，而且发展的趋势，将是愈演愈烈。人们在战争灾祸面前，遇到许多伦理方面的问题，这是科学本身解决不了的问题，因此，在这一点上，科学又恰恰给宗教的存在创造了条件。罗素还认为，科学发展的本身，就向科学的决定论提出了挑战。他指的是量子力学关于微观粒子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自由选择运动方向的问题，微观粒子的运动的不确定性使决定论在论证上出了漏洞，给意志自由论和宇宙目的论的论证开了方便之门。罗素认为，在理论上对决定论和意志自由论都可以驳难，各自在理论上的论证都不能自圆其说，因此，罗素说这二者都是形而上学，都不是科学可以证实的问题。显然，这样又给宗教留有余地。

本书内容包罗宏富，笔锋雄健，相对于以前的美国史研究著作，它大大拓宽了传统历史著作的狭窄的视角，把文化史堪称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历史，力图展现文明这个“成长中的有机体的全貌，而不只是拼凑宪法、法令、演讲、新闻、回忆录与外交照会等等”。本书曾被美国报刊投票推选为阐释美国民主制的最佳著作。该书有如下特点：一、美国文明不是欧洲文明的简单的延长，而是欧洲文明与美洲荒原的新的历史结合；二、经济二元论是贯穿全书用以阐释美国历史与文明的主线；三、全书突出了工业、技术和应用科学在现代文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四、第一次揭示了妇女在美国历史与文化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等等。

据出版总联合会巴黎1963年版译出

《拿破仑法典》(法国民法典)对于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民法的发展显然是很有影响的。其所以如此，原因在于：第一，法国在十九世纪是一个强国，它的力量使该法典易于影响外国。第二，该法典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有其优越性，这也使它易于影响外国。就形式说，该法典文字简单明了，逻辑谨严，体系完整。就实质说，该法典不公折衷了法国习惯法和罗马成文法，使它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废除了一切封建特权和桎梏，它的一些原则使其他资产阶级国家把它评价为发展资本主义的最良好的上层建筑。第三，十九世纪的各资产阶级国家大都急需编纂统一的民法典，而该法典是现成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