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涵盖了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史学的两大写作范式，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社会科范式和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叙事范式。为此，主要从两个维度进行研究，一是纵向的历史维度，考察兰克学派的“旧史学”如何转变为年鉴学派的“新史学”，新史学如何在欧美产生、传播，如何沦为“旧的新史学”，“新的新史学”即后现代主义史学等流派又如何应运而生。二是横向的流派维度，探讨年鉴学派、新社会史、计量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比较史学、心理史学、经济－社会史、医学社会史、环境史、后现代主义史学和性别史等史学流派的理论诉求，关注其异彩纷呈的历史写作实践。

中层理论的建构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意义至少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量可使我们摆脱宏大叙事的纠缠。目前许多历史著作行文叙述总是宏阔而不细致，概论式的判断比比皆是，本质主义式的断语草草形成，里边唯独看不到日常生活状态下人的踪迹，人变成了冷冰冰的趋势与规律的符号表征。二是讨论如何改变史界只拉车不看路式的工匠型治史方式。作者新刊长序，收入其近十年的反思，趋向更加圆融的历史叙事。

《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分为新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新文化史家与新文化史两部分，主要内容包括：三个维度的转向；转向：1980年代；新文化史的三个理论来源；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精彩纷呈的文化史；彼得·伯克与新文化史；林·亨特与新文化史；娜塔莉·泽蒙·戴维斯与新文化史；罗伯特·达恩顿与新文化史；罗杰·夏蒂埃与新文化史等。

《史料五讲》的主要内容包括：略说文孛史料的两类：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看待官书和私记史料价值的三种观点；陈垣、陈寅恪对史料的认识与运用；余论；谈私人信函的史料价值；谈回忆录类私人文件的史料价值；谈小说的史料价值等。

歷史，是當代與過往的不斷對話。 他們，扭轉了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 什麼時候，我們開始關注女人、奴隸、中產階級或者異教徒的人生？什麼時候，我們開始用說故事的方式呈現歷史？其實世界可以這樣看，歷史不是只告訴你上層階級的事！ 本書收錄十位學者的學思歷程，他們走在時代的前端，藉由各自的學術專業，影響當代史觀，也改變了我們對於歷史乃至當下世界的認知：勞倫斯‧史東（Lawrence Stone）復興了敘事傳統，賦予歷史書寫穿梭時空的魅力；卡爾‧休斯克（Carl E. Schorske）以獨特的歷史之眼，洞悉藝術文化如何體現出時代脈動；保羅‧奧斯卡‧克里斯特勒（Paul Oskar Kristeller）重新探問「人文主義」的精神與定義，奠定文藝復興的研究基石；娜塔莉‧澤蒙‧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結合史料與電影，訴說一則則過往被忽略的邊緣人的故事；克利弗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透過人類學的「深描」手法，開創文化詮釋之路；彼得‧布朗（Peter Brown）專注追尋基督正統之外的異教聖徒；彼得‧蓋伊（Peter Gay）將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帶入史學研究，重塑布爾喬亞的面貌；葛爾達‧勒納（Gerda Lerner）一生為婦女喉舌，並身體力行地將婦女帶入歷史研究的殿堂；喬伊斯‧艾波比（Joyce Appleby）早在數十年前便意識到歷史的建構性，不斷叩問歷史是否「真實」；社會學家查爾斯‧提利（Charles Tilly）不斷反思社會運動、革命與歷史進程的關聯。 一部彙集十位當代重要學者的真實人生故事，聽他們娓娓道出研究過程的挫折與啟發，分享學術與生活之間的衝突與融合。十則故事彰顯出的是永不放棄的求知精神，超越時代的視野與洞見，以及擁抱人類生命的熱情──而這一切，只因為我們渴望更了解這個世界。 本書特色 1.一位猶太女孩如何成為女性研究的先鋒？一名左翼學者如何走過冷戰時期美國社會的抵制，透過電影等大眾媒材，探討農民、奴隸、罪犯和其他邊緣人的一生？本書彙集十位當代重要學者的真實人生故事，從中看出他們如何引領時代，改變我們對歷史的認知。十位學者分別是：勞倫斯‧史東（Lawrence Stone）、卡爾‧休斯克（Carl E. Schorske）、保羅‧奧斯卡‧克里斯特勒（Paul Oskar Kristeller）、娜塔莉‧澤蒙‧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克利弗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彼得‧布朗（Peter Brown）、彼得‧蓋伊（Peter Gay）、葛爾達‧勒納（Gerda Lerner）、喬伊斯‧艾波比（Joyce Appleby）、查爾斯‧提利（Charles Tilly） 2.書中有九位學者均是一年一度「哈斯金斯講座」的得主，影響擴及歷史學、人類學、政治、藝術等人文領域，專業地位受到世界肯定。 3.本書為海內外唯一版本，費時數年獨家取得原作者授權，由史學專業研究者精心合譯。

“封建”本义为“封土建国”、“封爵建藩”。封建制的基本内涵是世袭、分权的领主经济、贵族政治，古来汉字文化圈诸国大体在此义上使用“封建”一名，并展开“封建论”。中国秦汉至明清社会主流离封建渐远，实行地主经济基础上的君主集权官僚政治。欧洲中世纪制度feudalism（封土封臣、采邑制）与中国的殷周封建制相近（当然也有区别，中国是“宗法封建”，西欧是“契约封建”），与日本中世及近世的公一武二重制“酷似”，中国晚清、日本明治间遂以“封建”对译feudal。清末民初中国采用这一在汉外对译问形成的新名。五四时期，陈独秀忽略中日、中欧历史差异，引入西欧及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反封建”命题，形成“封建=前近代=落后”的语用范式。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文件以“半封建”指称现实中国。随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把以专制集权和地主一自耕农经济为特征的秦汉至明清的两千余年纳入“封建时代”，以与西欧中世纪对应，“封建”概念泛化，既与本义脱钩，也同对译之英文术语feudal含义相左，且有悖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原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五种社会形态”说框架内的泛化封建观普被国中。注目中国史自身特点的学者曾质疑泛化封建观，提出救正“封建”概念误植的方案，本书沿此轨迹，强调“名辩”的重要性，考论“封建”，并试拟“制名以指实”等历史分期命名标准，建议秦至清主要时段社会形态的名目，宜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更替“封建社会”；秦至清两千余年可简称“皇权时代”。